首页 -> 2003年第12期
忆往：读毛与编毛
作者：龚育之
（十二）
我离开文献室后，还帮助编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增订本。此书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前多次出版过的。这次作了较认真的增补和修订。从文献室随我调到中宣部的宋贵仑，在我的指导下做了这项工作，文献室的同志负责审定。我还处理过一项与毛著版本的选用有关的事，那就是出版社要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四十年代的理论部分要选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用哪个版本呢？按此书作为历史文献的体例，以选用当时发表的原版本为宜，但不选用毛选中经过作者修改的版本，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出版社没有把握，向中宣部请示。我同文献室的同志联系，同意出版社在这部历史资料书中用原来的版本。
文献室还陆续出了一些其他的毛泽东著作专集，其中的《毛泽东诗词集》和《毛泽东文艺论集》，我参与过意见。对毛泽东诗词，我主张还是出选本，对过去的选本可作一些增补，不必出诗词全集。后来他们取了个折中，不称全集，也不称选集，增加了较多诗篇。《毛泽东文艺论集》，是《毛泽东论文艺》的更进一步的增订，我建议增加一组集纳的论《红楼梦》的论文和谈话的片断，这个建议被采纳了。还建议加上毛泽东一九三七年给周扬的论及鲁迅的一封信。一九八二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十周年的时候，文献室的同志曾经选出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的几十封信件，先在征求意见的《文献与研究》试刊上刊登，其中包含给周扬的这封信。周扬很赞成公开发表这封信。领导文献室的中央同志则不赞成，认为毛泽东在信中有些提法有毛病。最后以纪念活动不必发表这么多信为理由，决定从中选出一批信，其中不包括这封信，予以公开发表。周扬发现没有发表给他的那封信后，还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向他作了说明，还说，领导文献室的中央同志同意把这封信收到正在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中，只是不同意这时挑选出来在报上公开发表。后来，要出《书信选》了，还是没有得到同意收入。这次出《毛泽东文艺论集》，征求我的意见，我旧事重提，建议把这封信收入，得到了同意。
至于文献室出的《毛泽东军事文集》（与军事科学院合作，六大卷）、《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选》、《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以及《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八卷，我都不是参与者，而是个热心的读者。
《毛泽东文集》八卷，是毛著编辑的又一项重大工程。它的特色之一，是整理发表了毛泽东许多重要讲话和谈话的记录，它的困难也在这里，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在，整理他的这些记录稿不可能得到他的首肯了，编者就需要特别地谨慎从事。记得在一九七九年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引用毛选第五卷中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论断来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发言向大家说明，所引的话，不是毛当时所讲的原话。原话本来是把阶级斗争同人民内部矛盾分为两类，编第五卷时，编者作了修改，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底的观点（“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代替了一九五七年初原来的表述。而这篇整理稿，同《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不同，是毛泽东没有看过的。我这个发言引起了注意，不过有同志误以为是我改的，其实我只是知道做了这样的修改。《毛泽东文集》中选了这篇讲话，我很关心编者是否复原了这句话的原样。拿来一看，编者很用了心思，他们把包括修改过的这句话的整个第五点，都没有选进来，而在注释中说明：只选了这篇讲话的第一、二、三、四、六、七点。
（十三）
最后，谈一些随想。
由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只收毛泽东亲笔的文稿或亲自审定的记录稿，所有没有经毛泽东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都没有收入，而《毛泽东文集》虽然收了许多讲话谈话记录的整理稿，但篇幅还是有限，特别是选稿的方针是只选正确或基本正确的，所以，还有大量讲话谈话记录稿没有编入。这些记录稿可能包含着正确的内容，或者包含着重要的为了解毛泽东的思路不可少的内容，读者都看不到，怎么办呢？《毛泽东年谱》以摘引的方式，公布了相当多的在文集中没有收的讲话和谈话的摘录，对读者很有用处。这本《编年纪事》注意到这个情况，对《年谱》中的摘录文献也予以登录，这是很好的。即将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又摘引了没有发表过的许多讲话谈话记录，这本《编年纪事》恐怕就来不及补充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尽可能完全地补充进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文献室同湖南合编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有湖南同志做的主要人名、团体、事件、书报期刊索引，查找起来十分方便。可惜，其他的毛著集子，不论是文稿、文集还是选集、专集，都没有索引。国外的学术出版物很注重做索引，我们这里还缺少这个习惯。这是编辑工作、出版工作落后的一种表现。希望今后出版或修订毛著的各种集子，都能做得像《毛泽东早期文稿》一样好。
第三点：前面几次提到施拉姆，现在还要回到施拉姆。今年十二月五日到七日，为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将举办一个研讨会，同时这个会也是为施拉姆主持的一九四九年以前毛泽东全部著作英译完成而召开的。我受到了邀请，但是很遗憾，因为医生不允许，不能赴会，只能遥祝这一巨大工程的完成。我称它是一个巨大工程，不是夸张之词。此书我已收到四本，每本一巨册，厚的厚度近两寸，页数近一千；全部完成，总数将达十巨册。先前，日本的竹内实主持完成的《毛泽东集》十册和《毛泽东集补卷》八册，不限于一九四九年以前，而是覆盖毛泽东的一生，也是一个巨大工程。日本的《毛泽东集》，收集的是毛泽东文献的中文原文，施拉姆的集子，是把毛泽东文献译成了英文。日本的集子的一个特色，是用编辑符号标示出文献不同版本所作的修改；英译本则全据最早发表的版本，而在注释中说明后来的版本作了哪些修改。施拉姆的本子，各卷后面都附了索引，这是很值得称道和借鉴的。
第四点．前面说了，毛泽东作为一个著作家，只愿意把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精心整理，交给读者，传之后世。他不赞成出他的著作的全集。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方面重要作用和影响的伟人，人们要了解他，研究他，要尽可能完全地搜集他的著作和讲话，要考证和比较他的著作的版本源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著的编辑和出版，是不是要考虑各种需要，区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回忆往事，读毛和编毛，是我这一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段落和重要的部分。从一九七五年十月，到一九八八年春天，除了中间不到一年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运动所打断以外，十二年时间，我都在毛著编辑的岗位上。此后，也没有忘怀于这项工作。这些回忆，在我，是值得珍惜的。
忆往是为了思来。希望我们党的文献编辑工作，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在编辑方针、方法、体例各个方面，不断有所改革，有所创新，有所开拓，与时俱进。这是一个老文献工作者衷心的期待。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于万寿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