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世界与中国（上）
作者：郑 谦
国内的“新政”和繁荣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它们在国际上仍然奉行老殖民主义者的“丛林法则”。1960年代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特别是美国的越南战争，招致了世界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战运动。新帝国主义处处受到挑战和抵抗，美国往往成为“邪恶帝国”同义语。反战运动成为其他各种工人运动、左翼运动、抗议运动的催化剂，大大刺激了左派势力的发展。年轻的知识阶层由战争的非正义性推断出政府的非道德性和虚伪，继而发展到怀疑创造了战后繁荣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美国A.拉波鲍特在《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中指出“越南战争是新左派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因素”。1968年初，德国学生领袖号召把反战与反抗欧洲阶级统治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所有公共机构内进行长征”，“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建立反机构的解放区，它相当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期间敌后游击队的解放区。”奉行“丛林法则”的帝国主义使自己置身于全世界人民丛林般高举的抗议的手臂中。反战运动使政府权威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成为引发国内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并蔓延到其他发达国家。
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干预突出了国家、行政权力的作用。通过行政权力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虽然缓和了社会劳动领域的阶级冲突，但它必然扩大官僚机构的权力及这种权力调节的范围，导致国家官僚体制的巨大扩张和政治决策过程非民主化。这样，资本主义在仍然保持“一切异化的根源”——劳动异化——的基础上，又多出了被韦伯称之为社会生活官僚主义化——即政治异化的现代性病症。哈贝马斯把马克思批判的社会金钱化和韦伯所论述的社会官僚化结合在一起，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受到了劳动异化与权力异化的双重压迫。他甚至认为，这种由权力导致的异化，比劳动异化更具有普遍性和危害性。换句话说，与官僚制导致异化相比，劳动异化不再具有直接的政治冲击力。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既有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又不断产生着一些诸如人的异化、贫富差距、环境、自然资源破坏、家庭和伦理等严重问题。身处发达国家的左翼理论家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些问题。马尔库塞指出，消费社会有着充裕的物质和先进的技术装备来化解和吸纳不满情绪，用更加成熟的方法来控制社会个体，人们被操纵消费者爱好的人所奴役。工业社会通过高度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把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度地刺激起来，从而有效地窒息了人类解放的真正需要，瓦解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当人们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麻木不仁地去做那些并非真正必要的工作，他们也就成为物质的附庸而日趋畸形化，成为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随着科技发展而日益膨胀起来的见物不见人的文化，又使“技术统治”、拜金主义、纵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反理性主义等等恶性发展，资本主义的“非人性”、“非道德性”、“非理性”的一面也日益引起人们的不安，引发对科技文明的工具理性与现代性进行深刻反省。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年》称：“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出现高潮，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纷纷投入现代化的洪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代化的转型往往又与发展模式转型相交织，这应当被看作是1960年代西方国家中的种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发达国家经过战后20多年的迅速发展，到1960年代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或酝酿第二次现代化；战后国家干预式的改革与经济景气虽然使当代资本主义大不同于古典资本主义，但其基本矛盾却一仍其旧，1960年代种种激烈的社会运动便是这种老矛盾内在冲突的新表现。
总之，对于发达资本主义来说，1960年代是一个激烈动荡的多事之秋。新老殖民主义在全球进一步溃败，国家干预回天乏术，黄金时代难以为继，新经济危机的阴霾日渐浓重，左翼思潮和力量雄风正盛，新自由主义却已跃跃欲试，资本主义中心区又面临着一次在深度和广度上与“新政”类似——只是内容完全不同——的转变。
1960年代西方世界的动荡和冲突，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影响力，强化了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号召力，突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迫切性。它可能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弱化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紧迫感。
崛起的第三世界
1960年，非洲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该年因此被称为“非洲年”。而这仅仅是196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高潮的前奏，对第三世界来说，1960年代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武装起义、游击战争、军事政变、外国干涉、血腥杀戮、政治动荡成为这十年的鲜明标记。在1950年代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在1960年代达到了20世纪的最高潮，基本上完成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使命。
1950年代中后期至1960年代，在以美苏为首的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同时，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帝反殖浪潮。重要的是，此时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看不到多少“非暴力抵抗”的影响，武装斗争、游击战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民族解放战士使用简陋的武器甚至原始的长矛、弓箭与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新老殖民主义者殊死战斗。“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叶剑英诗—作者注）“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就是这种斗争的写照。在如火如荼的人民战争中，老殖民主义体系迅速瓦解，亚非新独立国家的阵营日益扩大。
如果说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是亚非国家觉醒的第一个里程碑，那么1961年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召开，则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1964年77国集团的成立，有力地推动着不结盟运动发展，使之成为独立于超级大国对抗之外的“第三种势力”，在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大国霸权主义、建立世界新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这是第三世界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1970年有54国参加的第三届不结盟国家及政府首脑在卢萨卡最高级会议上通过的《卢萨卡宣言》中，批评谴责了超级大国对别国的干涉、颠覆，强烈呼吁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标志着不结盟运动日益走向成熟。从总体上看，对于第三世界来说，1960年代的确是一个解放的年代，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一个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而对于帝国主义来说，则是输掉了战争、输掉了人心、输掉了道义。苏联则由于其霸权主义、与美国的妥协而受到第三世界激进派的指责。
1960年代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斗争，反过来冲击着西方，是整个世界左翼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以至一些西方左派认为1960年代的起点并不在西方，而在第三世界。杰姆逊说，第三世界历史对第一世界1960年代的发展有着某种特殊的影响力，最能表现第一世界1960年代典型特征的许多事件都与第三世界密切相关。例如，涌现出声势最为浩大的学生运动的两个发达国家——美国与法国，都是因为它们身陷殖民战争之中。1960年代发达国家的激进运动无一例外地从第三世界斗争中汲取激情和灵感。在他们的集会和游行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的大幅画像，听到高喊“胡”、“格”的声音。此外，A.德利克则意味深长地提醒人们：有一点必须谨记，“文革”和第三世界的独立是同时出现的。
民族国家首要任务是争独立，接下来要解决的便是对发展模式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同样对帝国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虽然多数新独立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式），但也有一些在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发展程度、行动纲领等各方面十分不同的民族国家，如智利、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马里、加纳、坦桑尼亚、斯里兰卡、印度以至巴基斯坦等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或类似的激进主义发展道路（苏式或类似苏式），起码自称是社会主义。
这些新兴国家选择或钟情于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反映了东西方冷战对峙下“非此即彼”式的判断，反映了第三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憎恶，反映了经过社会革命或解放战争取得独立地位的特殊经历，也反映了他们希望通过社会主义以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利润动机所必然带来的贫富差别、社会不公及道德堕落，以及希望争取更多社会正义的强烈愿望。战后不断高涨的反帝反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示范效应及社会主义平等、正义的感召力、后发国家客观上必须突出国家主导计划型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不能不使社会主义模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和人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所有这些也应被看作是1960年代的产物。
在这些国家中，不论是武装夺取政权还是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堪称典型的是古巴。古巴于1959年武装夺取政权并于1960年宣布奉行马克思主义并转向社会主义后，紧接着激进快速地实行了高度国有化的改造，推行高速工业化战略，强调非物质的精神鼓励。1966年秋开始取消奖金和加班费，实行主要依靠精神鼓励的方针，认为这样能缩短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 急于过渡和生产跃进在1968年达到高潮。1968年3月起，古巴开始消灭私人小店、酒吧和摊贩，试图通过消灭小贩和个体商业使整个国家进一步国有化、革命化。4月初，党报发表社论，引用列宁“小生产是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名言来论证这场斗争的无产阶级性质，指出私有企业是腐败、寄生和反革命的根源。舆论工具指出：“我们到底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发展摊贩呢？”“我们必须消灭所有私人商业的形式”，“革命就得和经济法则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大规模地动员城市居民下乡，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农村化，最小程度的城市化”。从这样的理论与实践出发，他们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温和路线”提出批评，并严厉批评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式的改革，尽管他们对苏联的霸权主义、利己主义也十分不满。总之，像许多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强调公有制、国家计划导向的激进变革，强调主观能动性和道德的作用，典型地反映了后发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1970年代中期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种种举措，不过是以更为极端的形式再版了当时第三世界激进模式的一些激进做法。
1960年代，社会主义的古巴对世界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智利的聂鲁达、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的卡洛斯·丰塔斯等一大批著名的拉丁美洲进步知识分子，以及著名的美国学者怀特·米尔斯、法国哲学家、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思想导师让·萨特等众多著名西方知识分子纷纷访问古巴。在古巴的所见所闻使这些西方左翼的思想泰斗异常着迷和激动。米尔斯回国后立即著书说他在古巴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遇到了新型的革命家。萨特回国后在文章中写道：“古巴人必须赢得胜利，不然我们就将失去一切，甚至希望。”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参加了1968年1月在古巴召开的世界文化代表大会后发表文章说，古巴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国度，它自由、繁荣的文化活动及社会、教育方面的成就，以及让人喜爱的反物质主义的完美境界，“不能不吸引着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