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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世界与中国（上）
作者：郑 谦
但是，激情与理想只有在其不违背规律时才具有力量。海伦·德斯福瑟斯等在《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分析，在经历了各种挫折后，自1970年始，古巴开始改变激进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认识到“一个刚刚摆脱资本主义的社会能一下就跳进一个人人都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是不现实的。卡斯特罗在1973年提出要纠正“平均主义原则”和“唯心主义错误”，强调“必须利用物质刺激”。古巴革命、建设的意义，在于经过一段不长时间的实践，又开始对苏式发展模式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对于当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不论是选择西式或苏式道路，60年代古巴对发展模式的确立和修正、转换，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苏联：走向停滞的改革
当西方发达国家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酝酿或开始第二次现代化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进行第一次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在历史学家把战后20年称作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时，他们也都会承认，在战后第一个15年间，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较西方为快。而当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进行以“新政”为主要内容的调整时，50年代中期，一股改革的大潮也席卷了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60年代，当西方因“国家干预”已走到尽头，政治经济一片动荡并酝酿新的重大调整时，社会主义的改革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有的则明显倒退。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选择。而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到来，则使社会主义适应了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时代要求。但这种改革之艰难曲折，则是当时所有人始料不及的。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进行的初步改革，在解放思想、消除个人崇拜、发展民主、加强法制、扩大地方权限、发展集约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如1958年前以“放权”、推行小组包工奖励制度、鼓励个人副业和贯彻物质利益原则等为基本内容的农业改革，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长期落后的农业得到明显改观。经过初步改革，5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一度出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苏联经济地位明显上升。
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最初的改革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改革刚取得一些成绩，反复便接踵而至。1958年末，赫鲁晓夫又重新追求“一大二公”的农业模式，如强行合并集体农庄，提高农庄的公有化水平，重新规定庄员宅旁园地、自留地数量，限制个人副业等。1958年12月19日（与我国人民公社大体同时），苏共中央全会在《最近五年来农业发展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随着集体农庄公有制的发展，庄员的个人副业经济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这些决策使个人副业急剧减少，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在超越阶段、急于过渡方面，赫鲁晓夫也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1959年的苏共21大和1961年的苏共22大上，他甚至提出到1980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各国党也滋长、发展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
改革的反复和盲目，造成经济下滑。从1958年至1963年，除少数部门外，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增长率都呈下降局面。农业在1958年取得史无前例的丰收后开始逐渐下降，直至1962、1963年农产品出现负增长，以至不得不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按生产原则”进行的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导致党政机关工作重迭，机构设置恶性膨胀。到1963年，全国管理机构总数比改革前增加三倍以上。在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面的过程中，经济体制几乎又回到改组前的状况。
进入1960年代后，面对着初步改革受挫所出现的混乱局面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苏共一方面采取措施纠改革之偏，另一方面希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新一轮的深入改革。1961年10月，苏共22大上提出了新的改革方向，即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加强经济核算等。大会所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提出：“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
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真理报》于1962年9月9日发表了利别尔曼教授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文章建议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用利润杠杆刺激企业积极性，把奖金与企业的赢利状况联系起来。《真理报》在发表该文时加的编辑部“按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号召展开讨论，从而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刻并波及到东欧诸国的经济改革大讨论。讨论提出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新思想，冲击了传统经济模式的一些基本理论。同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利润问题作为企业活动效果的经济指标具有重要意义”，要求有关部门“仔细研究这些建议”。1964年苏联科学院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讨论进行总结，提出包括改进计划、评价刺激企业工作的价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和奖金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九个方面的建议，并要求对此进行大规模试验。但试验未及全面展开赫鲁晓夫便下台了。这次讨论及相关的改革虽然还未突破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的确在改革传统观念和模式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为后来的柯西金改革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是1960年代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思想遗产。
赫鲁晓夫感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不断出台各种改革方案、措施，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由于缺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由于他个人的一些缺陷，改革仍是局部的，理论上未有大的突破，改革的各项措施凌乱，带有明显的随意性，未能从根本上触及到传统体制的基本框架。这几乎是处于初期改革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特征。
196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过程中失误的增多，苏联出现了混乱和大量社会经济问题。改革破坏了原有的平衡，但又未能建立起新的平衡和稳定；改革所必然引起的利益格局的变化，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人们在忍受传统体制弊端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改革带来的混乱和不安。赫鲁晓夫改革的失败显然不能被肤浅地归结为个人因素，而更应被理解为社会主义改革的艰难和转型的曲折，说明虽然改革的任务日渐迫切，但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条件还未成熟。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扭转混乱局面，开始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政策进行调整与“纠偏”。在克服混乱的同时，很快地恢复了赫鲁晓夫改革前的中央高度集权体制。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对赫鲁晓夫时期的思路也有继承、发展的一面。例如，在农业政策方面，扩大农庄、农场自主权，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副业政策，完善和继续推行集体承包制，大幅度增加农业投资。他上台后第二年（1965年），苏共中央开始全面推行的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加强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经济方法为主管理经济、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使企业和经济组织在1960年代末基本上完成了向“新经济体制”的过渡。此后又通过了在工业中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的决议，深化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在实行“新经济体制”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与上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国民经济得到一定发展。
实践证明，以放权让利、强调物质利益为开端的改革，如果长期不能进一步触及传统理论、体制基本框架，不能在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目标上迈出具有实质性的步伐，则往往在经过一段发展后，都不能避免逐步停顿以至倒退的结局。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勃列日涅夫从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他们认识到发展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等同于资本主义，但又仍然坚持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属性，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属性；他们发现计划经济固有的一些缺点，但坚持认为只是采取方法完善的问题，对于计划体制来说，重要的不是改革，而是运用数理逻辑、控制论、现代信息技术上这些“器物层次”上的现代技术使计划更精确、更周密、更完善，“控制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在不触动现有体制和利益格局的情况下，使社会主义走出困境；他们希望把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纳入传统的计划体制之内，使其具有计划性的特点，而目的只是使指令性计划体制更加完善；他们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效率，甚至提出用摸拟市场机制运行的方法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但又对市场经济讳莫如深；他们一再提出扩大企业权限，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的方案，但又不能接受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的改革方向；他们已经感受到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的巨大压力，迫切希望加速科技进步实现由数量型赶超转向质量型赶超，实现经济向集约化发展的方针，但又忽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体制性障碍；他们不想回到传统模式，但又缺乏深入改革的认识和决心，更不能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他们进行了一些改革的实践，与之配套的理论著述连篇累牍，但在一些事关改革成败的重大理论问题创新上往往乏善可陈；他们可以把思想解放到提出“新经济体制”的程度，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前却噤若寒蝉……这种矛盾基调决定了改革的保守性和脆弱性，预示了改革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
总之，196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改革虽还有所发展，但其势头已减弱，不仅远未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取向，而且是以逐渐升温的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作为这个十年的尾声。1960年代末苏共已开始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进入70年代后更是不断升级。柯西金1971年在苏共24大报告中说：“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指令性计划是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要批驳主张用市场调节来取代国家集中计划领导的各种错误观点。”会后，苏共中央文件及苏共领导人的讲话中，不再提“改革”，而以“完善”一词代之。1972年底，苏共对柯西金主管的“新经济体制”作了否定性评价。据说勃列日涅夫曾对柯西金的改革说：“看他想出什么来了，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改革？而且，谁懂得改革？现在需要的是更好地工作，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1975年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门列有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内容。对于1970年代的苏联来说，这种批判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但是，这在1960年代几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在当时，无论是西方保守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还是反对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绝大多数都把市场当成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只有了解这点，才能理解近20年后邓小平为什么把改革比喻成“革命”。
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所采取的一些纠偏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向传统体制的回复。如恢复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任免制，导致干部队伍普遍老化，不正之风盛行；纠正赫鲁晓夫唯意志论的同时，助长了党内的保守主义；为克服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重新把各种权力集中到中央，等等。此外，1968年“布拉格之春”在助长了国内保守倾向的同时，又推动着欧洲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这些思潮20多年后反过来又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重要思想资源。勃列日涅夫执政中期，苏联为推行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而背上的沉重军备包袱，使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显得必要和有效，从而弱化了改革的动力。像赫鲁晓夫一样，随着权力的膨胀，勃列日涅夫也开始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1987年雷日科夫指出，“惰性和停滞不前的力量当时占了上风，一切都回到了旧的轨道”。格.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中描述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官僚主义、本位主义、机关专政和独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所谓双倍的泛滥”，“官僚主义的管理机关膨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在传统体制中更加膨胀、稳定和僵化的特权阶层，既是改革停滞不前的产物，也是其原因。它们本能地要求维持现状，抵制各种具有实质性的改革，停滞的改革恰恰增加了他们的能量。
改革逐渐趋向停滞，大量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拖延了下来，问题越积越多，越来越严重，体制性危机在不断加深。1960年代末始，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又呈下降趋势，到1970年代中期则明显出现经济停滞。一般的、局部的、浅表层次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不敷需要，而深入改革所必需的思想解放已是遥不可及，长期停滞、僵化的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是想改而方法上有一些问题的话，进入1970年代则已是改不动和不想改的问题了。
西方帝国主义道义尽失，苏联的僵化、停滞和官僚化让人失望。正是在这样一些背景下，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第三世界革命者以及众多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中国，对中国的试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