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世界与中国（上）
作者：郑 谦
2003年《毛泽东传》作者菲力普·肖特说，对于他们这一代成长于1960年代、被革命激情燃烧的欧洲人来说，遥远的中国和轰轰烈烈的“文革”让他们充满向往与理想，尽管并不清楚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是1960年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刻下的烙印”。
的确，1960年代是一个十分奇特而又重要的时代。
19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苏联等国正在进行第一次现代化，中国则刚刚开始第一次现代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现代化模式都处于深刻转型（或改革）的关键时期，第三世界诸国多数正处于争取独立或确立发展模式阶段。
1960年代，特别是其后期，西方世界在经历战后20多年的发展和繁荣之后，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和发展迟缓。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武装斗争波澜壮阔，捷报频传。美国的侵越战争激起了全世界和平正义力量日益高涨的反战、反帝运动。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传统运动愈演愈烈。《法国1968：终结与开端》一书中写到：“‘六十年代’是美国人权、新左（派）运动的同义语。”以1968年震动世界的法国学生运动为代表的学生工人运动席卷多数发达国家，主要发达国家里一片激烈的造反之声，激进的造反者甚至已在设想“后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西方发达国家1950年代初发端并盛极一时的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已成强弩之末，后现代主义异军突起，左翼思潮在不长的时间里席卷西方主要国家，西方新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西方左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960年代又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公开化的时代。由于在如何看待战后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认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认识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分歧的发展，19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以至分裂。在西方国家，由于不满“老左派”一味追随苏联的种种做法，以及认为传统理论缺少解决当时西方现实问题的能力，“新左派”应运而生并不断壮大，在当时的各种社会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60年代，苏联虽经历了领导人的不正常交替，但自1950年代开始的改革仍在继续进行。至1960年代末，改革的力度已大不如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已现端倪。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东欧各国不思进取的保守主义上升，改革的进程明显放慢。
1960年代中期，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场面和对巴黎公社精神的召唤使第三世界和西方左翼热血沸腾。
总之，196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激进的年代，一个激情迸发的年代。它是如此纷乱噪杂，又是如此和谐统一，起码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只有对这十年有一个全面、概略的掌握，才能对当时各种事件进行有意义分析；才能知道当时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才能知道什么任务是能向当时的人们提出的，什么是不能的；才能知道1970年代后的许多事情为什么会那样产生和发展。
动荡的西方
西方发达国家是带着巨大的成就感进入1960年代的，但它们却在这十年受到战后前所未有的文化、社会、政治和道义冲击，带着惶惑不安和已经隐隐发作的严重经济危机进入1970年代。
战后，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推动下，继承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战时政府干预的经验，同时也借鉴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范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国家干预、福利政策、大众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体制调整，对古典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和发展。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实行某种“混合式经济制度”，以期在市场力量与国家干预、私有制与分配正义之间建立某种平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适应了当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这种体制背景下，战后20多年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工业革命与新发展大潮推动下，经历了一段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中心区进入经济繁荣与产业升级的新阶段，出现了大众高额消费的福利社会。在美国，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消费社会的到来，垄断资本在大获其利的同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相当大的一部分美国人分享了美国社会的富裕，中产阶级的队伍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这种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有的历史学家，如英国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把1945至1970年代初称为某种“黄金时期”。“这段时间的繁荣，不但是史无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它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惊人变迁，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
正当西方当权者和垄断资本家沾沾自喜地进入1960年代时，正当按照“贫穷引起革命”的传统观点理所当然地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革命形势感到失望时，1960年代资本主义中心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另一幅图景：学生造反、工人罢工、反战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体制运动烽烟滚滚，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个性解放、“跨掉的一代”等反主流文化、反正统价值观的思潮交相激荡。
1962年6月，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密西根州的休伦港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休伦港宣言》。《宣言》批评美国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国家，它的民主是一种“没有公众的政治”，它的公民受到一种他们所不知道的力量的威胁。《宣言》对战后美国社会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痛斥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端，发出激进改革的呼喊。它对当时几乎一代美国青年产生很大影响，标志着美国新左派组织的正式形成。
1962至1963年间，因受到当局的镇压，美国东部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平等权利的斗争愈演愈烈。1963年6月12日密西西比州黑人领袖遇害，随即引发全国性抗议运动。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中指出：“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书中也写到：1965年夏季，美国的种族骚乱再次高涨，“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
进入60年代后，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归还冲绳和撤出一切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此伏彼起。1964年1月，日本人民举行的反美大示威达到高潮。
1964年1月，巴拿马的反美风暴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1965年2月7日，美国开始空袭北越，越南战争的升级引发了全球反战运动的高涨。
1965年10月中旬，在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策动下，由各团体组成的“越南日委员会”发动了有几千万人参加的全国性反战活动。会议组织者在会上说，越南战争说明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腐败，除了革命似乎别无选择。会议组织者后来回忆说：1965年是美国新左派运动“明显放弃改良主义”，是开始走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长征的一年。
1966年被认为是美国“真正的嬉皮士之年”，它于1967年春夏之间达到高潮。数万反主流文化的美国青年以诸如怪诞的发型、奇异的装束、震耳欲聋的嘈杂音乐、荒唐的集会、放荡的性行为以及吸毒等“垮掉的一代”的形象，表示对权威的蔑视和对政府的反叛。他们反正统、反文化、反体制、反权威、反价值、反学校、反城市、反主流、反政府……在“一切开放，怎么都行的六十年代”，整个年轻一代似乎都处于“打倒一切”的反叛亢奋之中。
1967年起，意大利都灵、比萨、那不勒斯等城市学生反对现行大学制度的罢课演变为占领大学的风潮，到1968年已频频与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6月，西德“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学潮，使全国许多大学陷于瘫痪。
1967年，为抗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严重社会问题，日本东京大学两个学院宣布无限期罢课，至1968年1月，日本已有116所大学先后举行罢课。是年春夏，东京大学等的学生与冲进学校的警方紧张对峙。
1968年1月底，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春节攻势在世界范围里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美国反战示威的人数骤然增加三倍。
1968年1月至6月中旬，在反战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共发生221起大规模游行示威，遍及101所大学，有近4万学生参加。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占领学校，一些学校的学生在校内建立“解放区”。
1968年4月4日，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标志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非暴力战略的终结，愤怒和绝望的黑人掀起的动乱大潮旋即席卷美国40多座城市。“拿起枪来！”成为许多黑人本能的反应。
1968年5月，发端于年初的法国学生运动逐渐达到高潮。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不断升级，终于酿成10日的“街垒之夜”。整个巴黎烽烟四起，处处街垒。一位学生领袖声称：“今夜街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整整一代人在反抗某种社会制度。”28日，总人口5000多万的法国有1000多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五月风暴”中，学生、工人、市民的游行队伍中高举着胡志明、格瓦拉、毛泽东的画像，赫然在目的还有“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等大幅标语。在运动的高潮中，整个国家接近瘫痪，政府对局势失去控制，法国似乎走到革命的边缘。“五月风暴”打碎了二战后西欧“升平盛世”的神话，成为1968年甚至整个1960年代左翼思潮和行动高涨的标志形象。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于将1968年与1789年、1793年、1871年那些不朽的革命一样相提并论。
1968年，全球学生起来闹事，从西方世界的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及墨西哥等，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青年人对现状的愤怒与反叛，汇成一股汹涌澎湃大潮。
1968至1969年间，意大利都灵等地爆发了大规模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活动，反对雇主和右翼工会。
1969年上半年，美国学生新左派运动进入全盛期，300多所高等院校发生抗议示威，全国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卷入运动。在华盛顿、麦迪逊和伯克利等地发生街头战斗。爆炸和纵火事件大量上升。
从1960年代初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伴随着各种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左翼政党中的激进主义开始复兴，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不断增长。法国、美国、德国的左翼学生把“三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作为精神导师。以“新左派”相号召的新马克思主义运动在1960年代开始声名显赫。他们把矛头指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抨击美国的越战政策。1960年代初创刊的《新左派评论》（英国）、《左派研究》（美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在激进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风靡一时。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爆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
1960年代的不满和动荡从何而来？1950年代富裕、冷漠的的社会气氛中为什么会酝酿出如此广泛、尖锐的激进主义情绪？富裕社会中造反的基础何在？1950年代“沉默的一代”为什么会被1960年代“造反的一代”所取代？这些“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为什么要反叛这个社会？有一点似乎可以明确，造反不是贫穷的产物，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和经典的劳工运动，其直接原因不在经济方面。它有新的主体，回答的是新的问题，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这些问题显然不够全面。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形成了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干预并没有消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它在缓解传统矛盾、改变传统危机形式的同时，又使私有制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积累和加深，使资本主义产生新的、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危机。例如：不断膨胀的政府开支，巨额的预算赤字、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异化所造成的难以接受的后果。1960年代西方的造反风潮，应被视为“新政”式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产物。
在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下迅速发展的经济，造成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使处于社会底层的一部分人因不能适应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要求，不仅失去了就业的机会，甚至失去了就业的能力和资格。福利国家并没有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可以约束经济的自发力量，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免于危机的困扰。在一片繁荣的经济中，他们的地位却一步步地边缘化。富裕社会中的贫困是社会矛盾进一步深化的重要表现。此外，由于在私有制基础上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工人阶级既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威胁，也没有得到经济发展中自己所应得到的份额。更糟糕的还在于他们不得不面对工厂里专权独断的管理机构以及机器对人奴役的整个体制。1968年“五月风暴”中罢工占厂运动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工资，正如工会领袖所说：学生的斗争是为了把民主带进校园，工人的斗争则是为了把民主带进工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西方世界（特别是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等国）逐渐走向高涨的工人运动中，左翼力量相互接近，影响增加，而改良主义、工联主义的色彩则相对淡化，一些国家中共产党的影响有所扩大，左翼政党中的激进主义开始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