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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与中国（下）
作者：郑 谦
否定之否定的70年代
相对于50年代来说，60年代的巨变几乎可以说带有浓厚的戏剧性色彩；相对于60年代来说，70年代的变化虽没有那样的戏剧性，却也十分深刻、巨大。
至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滞胀局面日益明显，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新政”在其无法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前陷入窘境，走到尽头。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更激化了这些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对福利制度失败的弥补，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为代表，西方国家出现了从凯恩斯主义向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新保守主义以激烈的经济自由化否定国家干预主义，以效率和安全取代平等与社会公正的理想，以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狂热讨伐。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被主流经济学界接纳并被奉若神明，诺齐克基于极端自由放任主义的“最小国家”说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宠。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全盘私有化成为主流，正如国家干预在五六十年代占了上风一样。西方国家经过这次调整，缓和了福利资本主义所激化的矛盾，加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在20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发展高潮。与此同时，随着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的结束，西方社会左翼力量和激进思潮逐渐衰落。作为对60年代左翼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保守主义思潮开始泛滥，正如60年代左翼思潮勃兴一样。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在60年代达到其20世纪最后一个高潮后，在70年代继续深入发展，在促进南南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南北对话，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环境的剧烈变化，第三世界国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其作用和国际地位也受到削弱。
进入70年代后，苏联开始实行集约化方针，强调把加速科技进步作为推行集约化方针最重要的措施。在深化“新经济体制”的同时，为进一步改革进行试验，如通过了在工业中普遍建立生产联合公司的决议，开始改变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虽仍在进行，但与旧体制的弊端和改革的迫切性相比，已远不敷需要。已经进行十多年的改革不仅没有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反而与从60年代末开始的对“市场社会主义”不断升级的批判并行，因而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官方文件和领导讲话中，“改革”已被“改善”所替代。1973年起，苏联在世界石油危机中借油价上涨大获其利，巨额的石油收益掩盖了越来越严重的体制危机。沉重的军备负担扭曲了国家经济结构，积习已深的隋性使党政机构的官僚化程度不断加深，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速度不断下降。70年代的苏联被世界公认为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
在中国，从70年代初起，毛泽东已开始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些“左”的或极左政策。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及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在这两次著名的整顿中，周恩来提出要加强管理，要落实农业《六十条》，要向世界“开门”，“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批评了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说法。陈云提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1975年，邓小平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他主持制定的重要文件中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当作“我们伟大的新长征”，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要求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70年代初，中国实现了继50年代引进156项工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而引进的对象已从苏联转向西方。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准备，中国在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后，于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对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虽然起点不一，方法不一，结果不一，但却都是要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等的渐进改革到70年代逐渐停滞。长期停滞在社会结构、心理状态方面造成的后果不仅大大削弱了苏联再次启动改革的动力，增加了改革的阻力，而且破坏了社会对改革的承受力，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加之地缘政治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增加了欧洲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培养出一大批体制内外的反对派。渐进改革的失败加之西方80年代掀起的强大私有化浪潮，造成了80年代末激进的自由化转轨，造成亡党改制世纪悲剧。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大大增加了中国再次启动改革的动力，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而且增加了全社会对改革前期阵痛的承受力。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与其说我们知道如何改革或在改革中应当怎么做，不如说我们痛切地知道不能怎样做。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在70年代末走上了一条成功的渐进改革之路。在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纷纷失败，世界范围左翼力量消沉，右翼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风头大炽的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却一枝独秀，其举世瞩目的骄人业绩使人确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通过成功的改革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奥斯卡·兰格等早在20年代便已提出。但因其太过超前，在近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正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当作异端邪说。对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态度，一直是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战后，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已经成熟到人们可以比较冷静、客观地对它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从70年末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已成为主流认识。促成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不是理论的推导，而是实践，特别是60年代的实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现代化基本模式间的竞争，除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层面进行外，也在更深层次的自我调节、自我改革能力、机制等无形层面展开。就后者来看，正是在60年代，两种现代化模式都处于自我调整（或改革）的曲折与反复之中。至70年代末后，经过种种阵痛，这一历史阶段竞争的结果终于尘埃落定。
从50年代至70年代，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剧烈、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图景，其深度、广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第一、二次现代化的推动下，时代发展之快使传统与现代的界线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僵硬和分明。昨天是现代的，今天可能就已成为传统。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如果没有一种开放的、解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状态和精神状态，那失去的就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而是立足的空间。
60年代对现代性批判及其启示
长期以来，60年代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的“文化革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困惑。西方左翼理论家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兴奋和鼓舞，西方激进青年效仿中国的红卫兵。在一些人眼中，西方的文化革命简直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再版。其实，如果考虑到西方当时已开始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而中国则刚刚开始第一次现代化的过程，这种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东西方文化革命在内容、理解和诉求上的巨大差别。但是，两者在一些内容上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起码从现象上来看。例如：对平等、普遍参与的渴求，对官僚化的厌恶，对物欲的摒弃和讨伐，把意识形态作用绝对化，等等。文化革命在东西方同时出现是一种偶然现象吗？
第一次现代化在创造了极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使人难以承受的代价。19世纪西方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启动之初，马克思已提出人的“异化”问题。20世纪初，从韦伯开始，有更多的人对现代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非人性”、“非道德性”、“非理性”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批判，对科技文明的工具理性与现代进行了深刻反省。自60年代起，随着第一次现代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完成，资本主义现代性（也包括苏联传统模式）更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广泛的批评：从东方到西方，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左翼到右翼，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当代西方最为驳杂、庞大的哲学、思想流派——后现代主义，从哲学大师到文坛骄子，从“街垒之夜”的热血青年到放浪形骸的嬉皮士，从示威抗议到性放纵与吸毒……各种思潮蜂起，蔚为一时之盛。60年代是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高潮之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左派与后现代主义一些流派指出，工业社会、工业文明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它们还存在着种种弊端和局限性；对科技文明、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匡正，是向更高层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发展的前提。
在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广泛批判中，有几个共同点尤为引人注目。
反对官僚制。继马克思之后，韦伯又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与批判。一方面，他承认官僚制是有效的管理形式，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又把它视为对人类某些最重要的价值的威胁。人类在那些受规则支配的、非人格的力量支配下，丧失了个人自由、感情和创造性、主动性，成为贯彻别人意志的机器上的齿轮。战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发展，国家官僚体制愈发膨胀，对它的批判也愈加尖锐。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指出，官僚制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使效率高于正义，使人成为“管理对象”和单纯的手段，因而是不人道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看到了生产社会化和雇佣劳动制度之间的结构冲突，却忽视了社会生活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危害，而这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突出特征。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声称，他们斗争的目标在于“建立人人参与的新制度以取代现在的官僚机构”。由此出发，西方左翼对日益官僚化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感到悲观。引人注目的是，在反对官僚化和管理至上等方面，左翼和右翼理论家竟然找到了许多共同的语言。
强调反作用。60年代西方左翼运动、学生运动的一个鲜明特质在于它主要不是社会运动，是带有浓厚文化和政治色彩的“文化革命”或“文化解放”。“60年代永不磨灭的成就是它带来了文化的变革”。它不是贫穷和匮乏的产物，而是富裕和教育的产物，与古典的、以经济原因为主要目的的社会革命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领域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新左派同其他许多新激进分子一样，更感兴趣的是新型的社会文化关系，而不是经济所有制问题。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则把道德至上的信条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旨。杰姆逊等因此认为，这既是对各种物质决定论的大胆挑战，又过分强调了上层建筑的能量和价值，是“上层建筑信用膨胀”。
60年代初，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的“优势结构论”，以修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论。他将文化和意识形态解释成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区别。“矛盾在原则上是被多元地决定的东西”。由此出发，他对当时中国重视意识形态，以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对抗并超越现代性的文革理论十分赞赏，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是决定一切的战略点”。杰姆逊发展了阿尔都塞的理论，否认经济基础决定论，将文化革命的作用绝对化，甚至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即文化革命的历史。实际上，这种理论是对现代化过程中某一阶段特征的片面反映。这种特征是：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侧重满足人类物质追求和经济安全；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生活质量是第一位的，侧重满足人类追求幸福和自我表现，物质生活质量可能趋同，但精神文化生活高度多样化。
人的解放。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异化时曾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韦伯在分析现代西方的合理化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铁笼”。其中，物质商品获得了对人的生命的无情权力，物欲至上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马尔库塞则证明，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技术进步使大众媒介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通过富裕的生活使人们满足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不再追求自由，通过“强制性消费”把本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无限制地刺激起来，使个人成为物质的附庸而单面化，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它通过消费主义成功地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彻头彻尾的非人道操纵行为的场所，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霍布斯鲍姆评价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说，学生工人造反的原因是因为感到“自己在消费者社会中的生活毫无意义。即使他们在物质上感到惬意，却不得不被大公司任意驱使，成为机器一样的东西丧失了人的尊严，比以前失去了更多的权利。”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能够迅速扩展并得到普遍支持的重要原因，是人民群众日益感受到消费主义死气沉沉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