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与中国（下）
作者：郑 谦
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这些产生于60年代或在60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发达国家的“现代病”，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的尖锐矛盾，它要解决的是富裕后的问题。置身于发达国家的观察优势，使这些思想家能够在马克思、韦伯等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和概念。
令人深思的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往往自称从第三世界特别是从中国获得灵感和启示。佩里·安德森所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把中国作为替代苏联的革命后社会的模式，和一种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样板”。的确，从现象上看，60年代的中国的确向西方左翼或激进思潮提供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十分有利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例如：越来越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直至付诸“大民主”的形式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以空前规模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冲击和“改造”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通过“三结合”的方式让群众参与各种管理，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平等，打破社会等级，反对精英政治；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上山下乡、亦工亦农等方式使知识分子与工农打成一片，实现两者的平等，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高度重视和发挥“反作用”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不断革命”推动生产发展；力倡艰苦奋斗，崇尚无私、忘我的道德境界和革命精神的力量，认为人的意志、精神、觉悟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强大动力，也是发展生产的目的；贬抑物质利益，缩小收入差别；认为富裕的生活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而艰苦的环境和俭朴的生活则有利于培养和保持革命的精神，所以“一穷二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有利起点；坚持政治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和作用，反对技术决定论，反对用经济效益评判一切，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一种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双重超越的现代化模式。
考虑到当时东西方严重对立和长期隔阂，各自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文化背景各异，各自的理论传承、思维方式也大异其趣，特别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上，双方了解的不多，误读的不少。简单的类比肯定是危险的，正如当年西方左翼用“文化大革命”理论作为对抗、超越现代的革命和消解西方现代病或替代苏联模式的良方，中国则把法国“五月风暴”当作“伟大的阶级斗争”去欢呼一样。
但是，从马克思到韦伯再到60年代具有十分不同背景的东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的相同或相近的批判，是否恰好说明当时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尖锐性，以及这些问题存在的长期性？
在现代化过程中，东西方都面临着一些诸如效率与公平、计划与市场、物质与精神、管理与民主、政治与经济等基本的、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在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不同的现代化之路上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顺序表现出来。由于上述东西方的不同，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各不相同。人们可以对这些思想的是非、高下提出不同意见，但却不能不承认这些问题有超越国界的重要性。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尖锐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弊端，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警惕地关注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但是，时代特征和中国落后的发展水平限制了他的眼界。这使他一方面对那些现代化过程中不同发展模式所共有的一些特征十分敏感，一方面经常被后现代化国家中普遍出现的那些难以避免的矛盾、弊端和两难选择（例如：市场与道德、平等与效率、管理与民主、法制化、体制化与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与物质、官僚主义与群众参与，等等）所困扰。而当他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这些问题时，就只能引发一次次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现代化的启动阶段就想实现普遍的平等，在生产力低下的基础上希望缩小甚至消灭差别，在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追求广泛的群众参与，在利用“强政府”高度集中优势实现赶超战略的大环境中要求清除官僚主义，在限制商品经济、否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希望实现生产的跃进……毛泽东晚年对斗争哲学的强调，从更深的层次看，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反映，正是现代化过程中众多两难选择中的困惑。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缺失，总要有某些理想、实践、精神来平衡、制约、冲淡它们。这些东西可能是片面的、激烈的甚至是极端的，但往往又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一些内容，在60年代来看可能是不现实的，但在今天，当我们已经享用现代化的成果并不得不面对现代化自身的一些深层矛盾时，对此可能更有一些新的感悟。正如同今天人们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平等、公正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在强调物质利益、经济杠杆的同时，也更多地强调“以德治国”；在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强调现代化“以人为本”的人性化一面；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