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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与中国（下）
作者：郑 谦
中国：一种新发展战略的确立
1960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的60年代的任务。
5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各国改革浪潮的兴起，刚刚开始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这个大潮。由于中国革命的传统，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探索精神，做出这种选择是很自然的。改革之初，相对于其他一些党来说，中国党的认识和实践都是比较超前的。中共八大及在此前后毛泽东等的一系列著作、讲话都证明了这一点。紧接着，这种改革变得异常激进和急促。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对苏联模式第一次大规模的挑战。它们虽然在形式上与苏联模式大异其趣，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将其固有的单纯公有、平均主义、急于过渡等弊端发挥到极致。激进的改革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造成了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的严重后果。这是中国进入60年代的国内背景。
60年代初期，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对50年代后期各种激进的改革目标、措施进行调整，恢复经济。调整一方面是对原有体制的恢复和修补，一方面也包含着对苏联模式的某种改革，如当时农村出现的“三自一包”等等。从经济领域里开始的调整，不久就扩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调整有力地扭转了大跃进等所造成的混乱，恢复了经济，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调整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当时的一段话可作为代表：“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实际上，这段话已经包含了中国以后改革的基本思路，成为可以生发出一系列深入改革的思想源头。但是，由于对苏联模式及大跃进等认识上的局限性，不断深入的调整也发展了党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分歧。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当时我国国内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而且确立了此后观察和解决国内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在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个思想到1963年9月被概括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论断产生的原因，首先的和直接的是用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和分析困难时期党内、国内的一些消极现象的结果。其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简单地用阶级斗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问题。不发达国家在启动现代化阶段，一般都会选择国家主导、计划发展的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种发展初期几乎是唯一有效的调控方式所必然带来的一个副作用，是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下难以避免的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忧虑，认为它是旧社会的遗留，严重地破坏了党群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当他的认识没有在体制层面深入展开而只是停留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中时，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第三，由于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当调整深入到对传统模式的改革及对大跃进错误的纠正时，容易产生“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造成更多、更大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在当时与苏联党争论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在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战争威胁时。1963年5月制定的《前十条》中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一年后，这个估计又发展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过火批判也在不断升级。在此期间中苏两党间展开的波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除了反对苏联党的霸权主义内容外，也反映了处于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对改革的不同认识。此后，虽然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但上层建筑领域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却一步步发展。尽管当时这种斗争暂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政治与经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这种不协调总是不能长久的。
1965年11月，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是以文化批判的形式，提出了1958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上的分歧与矛盾，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之间内在的深刻联系。出于对苏联教训的高度警惕和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严重估计，“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更为激烈的群众运动方式。除了“天下大乱”式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外，它还有更为激进的民主、平等和公正诉求，这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及当时对巴黎公社理想的召唤，以及1968年后全面展开的“斗、批、改”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十六条》中要求按照巴黎公社“全面的选举制”原则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让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废除考试、贬抑文化知识、课堂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教育革命”，轻视正规医院、医生的“医疗卫生改革”，让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和让城镇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上山下乡”，为反对官僚主义让干部与群众“划等号”的下放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塑造“高、大、全”式英雄人物的“文艺革命”，取消管理和裁撤管理人员的“企业改革”，如此等等。
同样的内容还反映在经济方面，因为“文化大革命”同时还是一场“经济大革命”。1966年8月8日，在通过《十六条》的同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孙冶方经济理论的文章。之后，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此类文章。康生则把孙称作“中国的利别尔曼”。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已经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内容。十多年后，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孙冶方的经济理论正是改革传统模式的先驱，代表了当时改革的正确方向。
1968年至1970年间，在完成“全面夺权”任务之后，基于经典作家当年有关社会主义的设想，基于全民所有制具有更为先进的性质以及商品经济具有资本主义属性的认识，挟“全面夺权”、“全面专政”之威力，继1958年后，农村再次出现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高潮，将经济核算单位“升级过渡”，没收或限制自留地，严格限制集市贸易。在城市，将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将大型合作商店逐步转为国营商店，取缔城镇小商小贩及其他各种个体经济，使这个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全民所有制覆盖范围最为广泛的时期。在分配领域，反复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工分挂帅”、“联产计酬”、“计件工资”，把八级工资制当成“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奖金和附加工资，工资制度进一步单一化，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泛滥。将大量临时工转为固定工，进一步强化了统包统配，使企业用工形式趋于单一化。在金融领域，196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并入财政部，成为其领导下的一个独立业务单位，其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能大多丧失。同时进行的合并税种，简化税目，使税收作用进一步弱化。
所有这些变动，目的都在于提高公有制水平，弱化商品经济、物质利益、经济杠杆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都源于“一大二公”、“急于过渡”、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等基本理念。而这些都不过是大跃进的再版。
“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模式从对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中也可略见一斑。例如当时《人民日报》上批判别国“在农村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铁证”中就有“大力扶植私有经济，鼓励社员大搞副业”以及“鼓励农产品自由买卖，让自由市场到处泛滥”；一些国家当时缓慢进行的经济改革被说成“全面推行以利润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恶果累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大肆提拔‘经济专家’”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党的各级领导”；批判利用“国际旅行事业为西方‘游客’大开门户”是“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开辟直航西方国家的航线是与帝国主义“加紧勾结”；甚至把实行“五天工作周”说成是“加紧剥削工人的新骗局”，如此等等。不难想像，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理解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是必要的了。
按照原来的设想，“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4月党的九大基本结束。九大政治报告号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指出“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果然，从1969年下半年起，中国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冒进、“翻番”浪潮，直至1971年底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局面，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工资总额突破300亿，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大大超出预定计划，以至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
从宏观角度看，对中国来说，60年代是发展模式转换的年代，是一种新型发展战略——抓革命、促生产——逐渐形成的年代。这是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新认识上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战略。如果说，50年代是对苏联模式的第一次冲击，那么60年代则是第二次。虽然这次冲击更为激烈、全面和彻底，但在一些基本理念上却较苏联模式更为传统。
“抓革命，促生产”的要义，一是强调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二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先进思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反作用。1958年，他曾多次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1957年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成果。如果说在50年代，他所侧重的是先进思想对经济基础、先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那么，到60年代，在不断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程中，这种反作用逐渐演变为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反作用。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毛泽东曾要求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担心因阶级斗争影响了生产。但他很快便放弃了这种顾虑。继1963年2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5月他又十分肯定地指出，“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一思路终于在60年代末发展为“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战略。
除国内因素外，这种战略的形成还带有60年代特有的鲜明烙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与苏联面临的困境及第三世界兴起的反帝浪潮，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影响着中国对改革模式的选择。可以说，60年代中国越来越激进的现代化模式选择，有一个越来越激进的世界形势背景。正是苏联改革的曲折，使人们感到中国的选择是一种与苏联工业化和官僚化模式决裂的较好形式。中国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支持第三世界，对内反对官僚特权、追求平等和群众广泛参与的种种运动，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那些反对技术统治论、消费至上主义、官僚等级制的左派中都有广泛的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由于国情、传统、发展程度及认识上的种种差别，始于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在6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至60年代末，苏联的改革逐渐趋于停滞，而中国则是以确立“抓革命、促生产”的模式进入下一个十年。从现象上看，在对传统模式的改革中，两国的道路似乎十分不同，但在追求“一大二公”和高度计划的体制，限制商品经济及反对市场经济等方面，两国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多样性后的统一性，一则反映了改革的紧迫，一则反映了改革的艰难，再则也说明对传统体制进行成功的、实质性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
从世界范围来看，60年代，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都在酝酿或进行模式转换。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开始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酝酿着自“新政”以来某种体制内的重要调整。处于第一次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各国则正在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过程中艰难跋涉。因为改革的深刻性和艰巨性，这曲折的十年应被看作是寻找正确改革模式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免的阶段。它起码使人们知道有一些尝试是不成功的，从反面准备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契机，凸显了70年代另一些选择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