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胡耀邦发动和组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纪实
作者：沈宝祥
参加这一期学习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干部王铎（学习后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给我写了比较详细的回忆材料。他说，大家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路线是非问题，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们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中国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问题。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同志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当时，有两种思想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一种是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另一种是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能使党领导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时，党校胡耀邦等领导很重视这一争论，教研室、《理论动态》都派人来听讨论。我所在的小组都赞成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结合学习毛泽东的“认识论”。
我们这期党校学习是1978年5月初结束的。1978年5月下旬，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展开了学习和讨论。
高级班的另一位学员杨西光，在这次学习讨论中明确了实践标准。他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看到拟在哲学专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文稿后，决定加工提高后作为重头文章，在第一版发表。这也生动地反映了中央党校这次学习讨论的积极作用。
我查看了下班教员的汇报材料和其他材料。从这些材料看，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很认真，也很热烈，因为有“四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大家没有什么顾虑，思想比较解放。绝大多数人认为，“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有的组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标准”。有些学员说，在讨论中，“过去有不同认识的重大问题，这次也初步摆了一摆”。那么，学员们究竟摆出了哪些问题呢？据下班教员的汇报，学员提出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对武汉“七二○事件”如何评价？
对“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对“一月风暴”，多数同志持否定态度。
对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大会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在群众中组织战斗队，划线，对不对？
有的学员提出，什么叫损害旗帜，应划几条杠杠。
有的学员对文件提出意见，说稿子本身回避了一系列问题，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大串连，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问题，提得很尖锐。对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肯定或否定，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在讨论中，也有相反的意见。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讲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写“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人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文件为依据。有的人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人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在讨论中，反映出两种倾向，即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
这次讨论意义重大。
首先是，有力地推进了思想解放。就在半年以前，党的十一大还大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而且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表明，对十年“文革”还是不允许怀疑，更不允许说“不”。这一次，中央党校八百学员热烈认真、比较畅所欲言的讨论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是可以讨论的，也是需要讨论的，从而开启了思想的闸门，至少是打开了一条缝，为今后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中央党校三部在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教学总结中说，“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在学校大力提倡和党内外宣传教育的影响下，特别经过了对《三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讲稿的讨论和修改，反复学习和讨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全体学员普遍受到了一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深刻教育”。中央党校的学员复盖全党全国，他们同本单位有密切的联系。中央党校的讨论情况很快会传到各地，这种影响力不能低估。
其次，通过讨论，学员初步理解和掌握了实践标准。前面摘引的材料说明，大多数人都同意实践标准，有的小组还专门讨论了标准问题。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就是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这次讨论，实际上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批判与否定。
第三，在讨论中，学员们用实践标准初步检验
了“文化大革命”，大家摆出了十年“文革”中的许多问题，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有的则从根本上提出疑问。本文前面列举学员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就是有力的说明。
第四，这次讨论为不久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准备了干部。前面所举内蒙古来的学员王铎，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王铎在他写的材料中说，1978年5月下旬，他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内蒙。在北京时，胡耀邦同他谈话,告诉他，回去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铎说，他回去后，“自始至终地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在大讨论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站在前列，积极领导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联系内蒙古的实际，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毕业后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的杨西光，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中央党校将讨论的情况，以及学员提出的问题，上报了党中央，对中央领导层肯定会起某种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也反映了学员对真理标准的理解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不同意实践标准。同意实践标准的人，对实践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提出，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撰写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并创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在以后发生重大影响的提法。
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叶剑英、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写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准确完整”的提法，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是一个新提法，对大家很有启发。但是，“准确完整”强调的是，不能搞片言只语，还不是分清是非的标准，而拨乱反正的形势发展要求分清是非，辨别真理与谬误，这只能求助于实践标准。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的。胡耀邦指导的《理论动态》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