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江青与小靳庄

作者:胡学常




  小靳庄的“八件新事”,很快又变成了“十件新事”,并正式向全国推广。这个“文化革命”的新经验,以《小靳庄十件新事》为题,上了1974年8月4日的《人民日报》,小靳庄被塑造成“文化革命”或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十件新事”中,政治夜校是小靳庄“文化革命”的发动机,许多“新事”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至于唱戏、赛诗、大批判,乃是小靳庄“文化革命”的拿手好戏。还有几件“新事”却是子虚乌有,如开办图书室、成立体育队,都是别有用心的编造。另一件“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新事”,以“十二姑娘退彩礼”最为出名,却也是有人导演的结果。
  作为“文化革命”发动机的小靳庄政治夜校,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新事”。在一个全中国都成了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年代,政治夜校肯定不会是稀罕之物,天津市乃至全国的许多生产大队早已举办。小靳庄政治夜校之“新”,恐怕主要“新”在它的过度“繁荣”。据载,小靳庄政治夜校创办于1971年8月,到1974年6月江青来到小靳庄,已有将近三年的历史。此间,这个政治夜校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夜校没有大的不同,不过是广大贫下中农结合政治运动,学习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唱几段样板戏,学写几篇大批判文章,也编几个快板之类的文艺节目,或者再写几首用于大批判的“顺口溜”。但是,江青来过,事情起了变化,小靳庄政治夜校不得不在激进的方向上,一天胜似一天地“繁荣”起来。首先是群众参与度高,整个小靳庄250名男女整半劳力,全都参加了学习,甚至几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坚持上夜校。其次是学习的强度大,每周三次,坚持不断,老年人和家务重的妇女还要额外补课。一篇题为《小靳庄的政治夜校》的文章,刊于《人民日报》1974年9月8日,集中宣传了小靳庄政治夜校的高度“繁荣”。据该文报道,三年来,小靳庄共有一百九十多人学会了写大批判文章,一百二十多人学会了写革命诗歌;还培养了58名理论骨干,其中12人担任了夜校的教员。这支理论骨干和群众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出了十期大批判专栏,写出了一千二百多篇大批判文章。
  自然,小靳庄政治夜校之“新”,还在于它的过度的文艺性。正是在政治夜校的动员和组织下,小靳庄的一支贫下中农业余文艺宣传队宣告成立。这支宣传队和举国上下其他的宣传队一样,也是以贫下中农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配合政治宣传,不同的是,小靳庄的文艺宣传队并不“业余”,它频繁出动,不管农忙农闲,也不顾场所,说演就演。当时的报道说,文艺宣传队带动了小靳庄文艺活动的广泛开展,出现了许多“夫妻同唱一出戏,全家男女老少齐登台”的“生动景象”。报道还说,“不会唱几段样板戏,在小靳庄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贫下中农把演旧戏用的蟒袍马褂等统统拆掉,卖给社员做缝补用的布料,用收入的钱买来一台电视机。电视机的一个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学唱样板戏。据统计,全村整半劳力250人,有220人会唱样板戏。不少家庭人人能唱,一些老人也会唱,73岁高龄的老贫农魏文惠能唱七八段。每次开会,干部带头,大家都唱。其他的时间和场所就更不用说了,“在小靳庄,地头、场上、饲养院、磨面房,从早到晚,到处都有人唱样板戏选段”。
  在小靳庄,不会写诗,同样不光彩。也是干部写,社员写,男女老少都写。许多社员全家一起写,一位名叫于哲怀的贫下中农,一家七口,人人能诗,一家人还经常集在炕头上,互相修改润色。经常性写诗的贫下中农,全村高达一百多人。据说不到一年的工夫内,小靳庄的贫下中农就能高产诗歌一千余首。“新天新地新时代/公社社员多豪迈/满手老茧拿起笔/大步登台赛诗来”,将写诗纳入竞赛机制,在革命性之外又赋予它娱乐性。赛诗会一般在田间地头或麦场上举行,竖起“小靳庄贫下中农赛诗会”的大牌子,把贫下中农分作两队人马,赛诗会即可开始。参与者或站立或席地而坐,都是一副豪迈的样子。待到正式开赛,更是你方吟罢我登场,赛诗场立即成了战场:“笔似五尺钢枪/墨似子弹上膛/万弹疾发射靶/齐向林孔开仗。”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的短短几个月,小靳庄的赛诗会就赛了六场,有一百七十余人当场献诗,献出诗歌六百多首。
  小靳庄“文化革命”的过度“繁荣”,正是江青一伙直接操纵的结果。自1974年开始,江青亲自或派人给小靳庄送来九批材料,还不时派“梁效”写作班子到小靳庄讲课。甚至在小靳庄,常年活动着江青派来的两名特殊的“联络员”。两人的活动十分诡秘,可以自由参加村中党团组织的任何会议,但他们的行动却不向任何党组织汇报。江青插手后,小靳庄的“文化革命”先是吹法家,批大儒,捧女皇,在唐晓文的指导下编写《新三字经》。经迟群授意,这一批成果编成《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均于1974年1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多次重印,总印数达一百五十多万册。继而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早在1976年2月7日,江青一伙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透露清华大学点名攻击邓小平的消息,向天津交了底。2月26日,《“十二级台风”刮不倒》在《人民日报》以头条发表,报道小靳庄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专开对头车”的事迹,一时间,小靳庄又被塑造成“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3月5日,解学恭亲临小靳庄,煽动说:“找到风源了吗?点名了吗?可以点名。”稍后,迟群、谢静宜一干人来到小靳庄,向王作山透风交底。也就在此时,《小靳庄诗歌选》第二集火速编成出版,总共一百五十多首诗里,直接或间接批邓的就有八十余首。此间,话剧《红松堡》也正在小靳庄紧锣密鼓地炮制。这是一部《反击》式的“阴谋文艺”,以小靳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背景,将年轻的女支部书记宋金秀塑造成“造反英雄”,而将县委书记刘达这位老干部描画成“走资派”、“还乡团”的典型。又是“红色劲松”的象征,又是女的“造反英雄”,这让人时刻联想到江青,而小靳庄作为江青的“点”,自然成了“红色劲松的堡垒”。
  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理念,“文化革命”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就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唯有如此,才能清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从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体到小靳庄,在当时的宣传中,它的“文化革命”也共享“文化大革命”的“宏大叙事”,不外乎说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乃是“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崭新成果”,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措施”。“十件新事”的出现,给小靳庄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抓革命可以促生产,因而小靳庄的“文化革命”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近几年的粮食亩产“跨过了‘长江’,闯过了‘千斤关’”。但事实证明,“抓革命”未必就能“促生产”,蹦蹦跳跳说说唱唱不可能弄出粮食,小靳庄的生产“奇迹”不过是一种虚构。而江青在小靳庄的“文化革命”,也不过是借用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实际上贩卖的却是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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