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江青与小靳庄

作者:胡学常




  小靳庄当时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不过是一个只有101户、582人的小村庄。那时的一份宣传材料说,解放前的小靳庄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广大贫下中农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但是,“文革”前的小靳庄,亩产停留在一二百斤左右,仍是一个“老大难”的穷村庄。后来,“广大社员群众平整土地,建设园田,挖渠引水,广开肥源,从而使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个宣传性的说法,自然不可全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小靳庄确实有了一些发展,1973年,这个村庄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尽管已经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小靳庄也还是比较落后,不用说在整个天津市,就是在全宝坻县,这个村庄也不算突出。但是,江青来到了天津,来到了小靳庄,这个藉藉无名的小村庄,也就随之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江青“发现”小靳庄
  
  1974年6月17日,江青来到天津。此前,天津市委负责人解学恭、王曼恬诸人,按照江青等人的旨意,在天津的一些基层单位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天津站的工人,成立了三结合理论小组,用儒法斗争的观点讲解历史,登上了史学讲台,甚至还编写了一部《儒法斗争史讲稿》。工人们的所谓“革命创举”,被反映上去,还写进了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江青得知这个消息,觉得大可利用。这样,江青便率领迟群、谢静宜,还有“梁效”写作组等一批人马,乘专列赶到天津。此次出巡,搞得十分神秘。据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记述,他们上了专列,仍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到了目的地,看了站牌,才明白到了天津。住进招待所,又向他们传达了三条禁令: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上街。
  6月19日晚,江青主持召开了一千余人参加的儒法斗争史报告会。这是一次漫长的大会,从晚上7时30分开到次日凌晨,由天津站工人主讲所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儒法斗争史”。江青也有一个长篇讲话,通篇东扯西拉,荒唐可笑。
  江青等人此次来天津还跑了几个地方,其中就有小靳庄。刚批判“四人帮”时,解学恭揭发说:“江青第一次来天津时,听了介绍给她的几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都不感兴趣,唯独听到小靳庄时,如获至宝。”
  
  江青在小靳庄的“政治秀”
  
  6月22日,江青一干人来到小靳庄。到了某个地方,江青一般会说,“是我们的主席派我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问好”。那天上午11时许,江青照例如是说,小靳庄的社员激动得不知所措,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料,江青却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甚至还补充了一句老实话:“活到万岁也得死呀!”
  江青很快就要求下地。她身穿裙子,脚登白色凉鞋,在众人前呼后拥下,来到正在收割的麦田。江青见到麦子,非要割麦子,众人无法,只好让她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江青割下一小把麦子。众人知道江青在表演,但嘴上还说她割得很地道。
  出了麦田,又来到麦场。江青对场上的女社员说:“我身体不太好,到你们这儿来就是锻炼。”说着就要翻场。对于江青来说,翻场可能难度更大些。她翻了半天,竟然一叉也没有翻起来。不过,她摸过的叉子,连同她用过的镰刀和割下的麦子,在“四人帮”垮台前都被当作“革命文物”珍藏在小靳庄。而且,在那一段时间里,一批又一批来小靳庄参观取经的人们,大多要和这些叉子、麦子、镰刀在一起合个影,以见证一种奢侈的“幸福”。
  表演完了下地劳动,吃过午餐,江青还要午睡。她有言在先,说自己神经衰弱,睡眠时一向不能容忍任何声响。要让人不出声比较容易,可要让小靳庄的鸡不鸣狗不叫,确实有困难。江青发话了:“那就暂时委屈委屈鸡鸭狗吧。”她的意思是要把鸡鸭狗暂时圈起来。说圈就圈,干部社员雷厉风行,终于把这个中午弄成了一个寂静的中午。
  江青睡得不坏。接下来,进入江青在小靳庄一天的正题——召开批孔报告会。会前,精心准备的一批批孔材料早已分发到社员手中,江青说:“材料给你们,这不是礼物,我们来向你们学习!”开会了,最先开讲的是老共产党员王树青,江青不停地插话,先是同这位老共产党员一起声讨大地主李九的“驴打滚儿”盘剥,接着批判孔老二的男尊女卑思想,呼唤男女同工同酬。王树青讲完了,江青嚷嚷要“半边天”讲,一个名叫郭淑敏的“半边天”开讲了,江青又批评她不该让男人先讲,“下次你们要勇敢一点,啪的一下站起来,不叫男同志先讲”。进而又说:“你们这里现在还男女同工不同酬,半边天不是半边天,这是大男子主义。”郭淑敏批判孔老二,越批越气愤,突然反问道:“孔老二说我们妇女无用,我们是无用吗?”这一问问得好,再次激活了江青的女权思想。
  来到小靳庄批林批孔,江青一开始即设计好了两重用意,一重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另一重是批男尊女卑思想以力倡女权,为自己的夺权制造舆论。所以,郭淑敏的反问,再次给了江青一个机会,她打断郭的话,说:“马克思说生产力中劳动力是最主要的,劳动力是谁生的,是女人生的,这是超过他们的。”说着说着江青也就不顾忌什么了,非常露骨地说什么中央不合理,在政治局就她一个是单干户,“他们都是大男子主义,到了掌握政权的时候,都出来了,一把抓,就我这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要我”。
  在小靳庄,江青还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厌其烦地为人改名。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正名”的冲动。轮到又一个“半边天”王淑贤开讲,刚自报家门,江青就怂恿她造自己名字的反,说是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王淑贤挑一个。又有“半边天”于瑞芳,江青觉得“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又有一个王孝岐,这个名字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获得了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名字,“王灭孔”。江青在小靳庄最著名的改名,发生在一个名叫周福兰的妇代会主任身上。周福兰也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又问是哪几个字,周答:“幸福的福,兰花的兰。”江青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周诚惶诚恐,江青就为她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说是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这些被江青命名的新名字,在随后公开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和《小靳庄批林批孔文选》里,都曾经反复出现。
  来到小靳庄,自然少不了读读诗唱唱戏之类的活动。那个名叫于瑞芳的“半边天”汇报说自己写了74首诗,江青夸她“了不起”,又要她当场朗读自己的诗作。批判会场转成文娱会场,然后是大唱样板戏,社员唱,江青带来的人也唱。浩亮唱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唱着唱着还表演起来,江青当仁不让做了李奶奶。演员出身的江青一下子就进入了表演状态,说:“铁梅,拿酒去!”紧接着拿了酒,面对浩亮,一副庄严而又深情的模样,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浩亮作一饮而尽状,同样深情而庄严地说:“谢谢妈!”然后唱《浑身是胆雄赳赳》。
  下午6时30分,江青一行离开小靳庄。临行前,江青唤人拿出带来的发卡,亲自为五位青年社员卡上。她一边卡一边对女人头发进行阶级分析:“头发只能齐眉,所以古人叫‘齐眉穗儿’,地主阶级叫‘刘海儿’。”又告诫紧跟在旁的解学恭:“要多生产发卡,为妇女们服务,不然把眼睛都弄坏了。”依依惜别之际,江青庄重地宣告小靳庄是她和解学恭两人的点,并敦促解要多来,“我这个人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地干,我的点几个月见一次面,没有办法”。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