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杨沫与《青春之歌》（上）
作者：马 波
为了治病，1952年春天，杨沫连着几天到协和医院看病，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说她剩下的一个卵巢已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个肿大的硬块，没有任何功能。由于缺乏内分泌才发生了各种病症，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有适当的人为补充各种内分泌。因此，有一阵子，她几乎要天天打荷尔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1952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
在写作的时候，她也曾怀疑过：自己费了好大力气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动笔后，才发现很多事情自己体验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都不全，这能写好吗？接着而来的是失望、泄气、难过。
这年7月底，组织上决定杨沫到北戴河休养。杨沫非常兴奋，她从小就喜欢海。她的住处紧靠海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她一个人睡在宽敞的房间里。夜半醒来，听到大海安静而有节奏的波涛声，她不禁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这个月，这样的天气，17岁的她，只身跑到北戴河的南大寺找哥哥，住在放有棺材的破庙里。那时候，她是为了逃避母亲包办的婚姻，离家出走。因总找不到工作，生活无法自立，她感到走投无路，想到了死。而现在，虽然快40岁了，旧地重游，却一扫凄迷之感。她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杨沫在这里能住两个月，多么幸福啊！她一方面用海水和热沙治关节炎，一方面仍旧写着自己的长篇。这一段时间，她感觉特别好，文思如潮，进展极顺利。她后来说在海边写的文章，都一气哈成，从不需要修改。
秋天回到家后，她继续写。到1952年10月，初稿轮廓已经出现。
这年秋天，《新观察》发表了她的中篇纪实小说《七天》，是为了纪念战友、原二联县八区区委书记吕峰而写的。他牺牲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七天的地道战中，同志们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吃腐烂的死小猪……
《七天》在读者中反映很好，《新观察》准备出单行本，还请来阿英同志亲自为杨沫修改。这是继1950年出版《苇塘纪事》之后，杨沫写作事业上的又一个成就。
杨沫没有单位，总在街道过组织生活，接触的都是街道妇女、三轮车工人、小商小贩等。时间一长，她感到了消息闭塞，什么文件都看不见，什么会议都参加不了，水平难以提高。马建民当时在国务院文委办公厅任副主任，通过马建民与电影局领导协商，1952年底，杨沫正式调到了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当编剧。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也都在这里，成为她的同事。
1953年，因为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在农村的阻力很大。中央认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示中央各单位都要下农村帮助农村整改。杨沫放下了快要完成的稿子，愉快地来到了通县田家府村，参加统购统销工作的蹲点。每天她和村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经常组织群众讨论学习，发表讲话，作报告。直到1954年春天，才结束农村蹲点，回到了北京。
又过了一年，到了1955年4月底，《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大约35万字，费时3年7个月的时间。
迟迟出版不了
1955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杨沫写了一部反映青年学生的作品，要去了这部书稿。但看完了后，拿不定主意。想来想去，他们提出，要杨沫自己找一个名作家给看看，若肯定了这部稿子，就马上出版。
当时，杨沫是个刚进文艺界的一般编剧，不认识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杨介绍，一同找了阳翰笙，托他看看这部稿子。阳翰笙当时是中国文联秘书长，日理万机，但答应5月15日开始看。
杨沫5月3日就出差了。在上海，她让妹夫蒋君超看了稿子，评价不错，还表示他愿意改编成电影剧本，认为小说后半部比前半部好。之后杨沫又到广州，采访青年学生，为写剧本搜集材料。后因开展反胡风运动，单位让立即回来，6月底杨沫就返回北京。
杨沫一直惦念着自己的书稿，她曾几次给阳翰笙打电话，问看完了没有。阳翰笙一直没有顾上看，后来到了12月9日，他有些不好意思，对杨沫说，实在太忙，没有时间看，他可以把稿子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欧阳凡海看。这个人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杨沫在征得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后，就答应了由欧阳凡海审阅这部稿子。
一个多月之后，到了1956年1月27日，欧阳凡海看完书稿，给杨沫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对书稿肯定了两点，一是语言简练，结构活泼而紧张，二是对其中一些人（如卢嘉川、王晓燕、两个铁路工人、白莉萍、许宁等人）写得相当成功。但是他又指出了许多缺点。最成问题的是作者对主人公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未加以足够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江华和戴愉两人还有许多地方要重新写。对左倾机会主义揭露的不够。这封长信，大部分是分析这手稿的缺点，优点只提了一小部分。
专家的意见等于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杨沫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老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杨沫的这部书稿被放进抽屉，坐了冷板凳。
1956年3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林杉同志的剧本，对杨沫触动很大，她联想到海默也写了不少东西，光电影剧本就五六个，还写有小说《突破临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光秃秃的，啥也没有。思想压力特别大。
这年3月，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正式解散，杨沫和海默等留在北影，很多人调到其他电影厂。接着袁文殊找杨沫，让杨沫当编辑处副处长，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杨沫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答应。她的身体确实糟糕。
1956年2月1日，杨沫在日记中写道：
我应当老老实实承认，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懦弱。在病面前，它也在考验着我的意志。近来常常在夜间，猛地醒来的霎那，我忽然感到死的恐惧。它是那样尖锐地折磨着我，我留恋着世界，我怕死。我想怎么能够在世界上会忽然没有我了呢？
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报纸广播立刻整天宣传双百方针，声势铺天盖地，如潮如涌。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杨沫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杨沫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杨沫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认识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兆阳是黎明报社社长，杨沫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杨沫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杨沫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杨沫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但他一次都没来看过。很敏感，以后就没再找他了。
1956年春，杨沫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此消息通知了杨沫，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杨沫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杨沫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杨沫一千块钱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