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杨沫与《青春之歌》（上）
作者：马 波
交稿后，离真正出版仍有一段漫长的路。这年8月中旬，小说还未付排，因为责编任大心搞审干工作去了，其他人插不上手。
杨沫的身体又犯病了，思想很苦闷。她想，自己的病这样多，怕是活不多久，看不到自己的书出版了。她非常恐惧，常胡思乱想。她承认，自己的精神有些不正常，死的影子越来越清晰地走进自己的视野。本来抗战以前，自己是一个脾气温和、心情豁达、不计较小事、对人和蔼可亲的人。自从动了两次宫外孕的手术，过早摘除了卵巢、子宫，性情就变了，变得那么烦躁、易怒、忧郁，为一点小事就难受的不得了。什么死呀、活啦、病呀、疼呀，整天想的都是这些。不用说别人，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到了10月中旬，杨沫给任大心打电话询问进展情况，他说正在加工《青春之歌》，月底即可付排。这个消息使杨沫的精神稍微振奋了一些。
1956年11月，妹妹白杨来信，说她和君超12月来北京，君超还在搞《青春之歌》的剧本，来了要和杨沫谈。杨沫对这个剧本并不抱什么希望，在日记中说，随他去吧。
12月初，杨沫又给作家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的事，回答说因为纸张紧张，恐怕要拖延。杨沫一想起这部书稿迟迟出版不了，心里就难过。再加上去年所有编剧都提了级，惟有她没提，说她没有写出剧本。事业和工作都那么艰难，情绪很消沉。
12月底，杨沫又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日期。编辑回答：因题材新颖，这部稿子肯定出，但是否延期，还不能肯定。杨沫在日记中说：
看样子，书出版的可能性还是大……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的那么痛快。
这是杨沫所有日记中，惟一的一次说脏话。
到了1957年1月18日，任大心来电话告诉杨沫，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要到明年才能出。
杨沫心中不快，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先把书弄出来呢？老秦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他说《人民文学》每期19万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
于是杨沫给任大心写了封信，表示趁这个机会还想再做些修改。这一拖就是一年，也太长了。因此，她想等责编来送稿子的时候，问问情况，甚至想到给周扬同志写封信，反映一下这个意见。
2月19日，任大心把手稿送给杨沫。据他说，副社长楼适夷看了这部稿子后表示，如果杨沫同志把小说改好，下半年一定出，已为这部稿子留下了40万字的空间。
海默告诉杨沫，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曾对他说，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我们出。几天前，柳溪去找萧也牧谈书稿时，萧也说，请转告杨沫同志，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
1957年3月份，马建民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碰见了阳翰笙。阳翰笙询问了杨沫的稿子，还很关心。杨沫得知后，给他写了封长信，谈了这本书迟迟不能出版的苦闷。
过了两天，阳翰笙给杨沫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和楼适夷说说，催一催，劝杨沫别着急。杨沫又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情况无变化，不过意思是让杨沫把稿子再从头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气让杨沫有些难以忍受。她当即表示，乱的地方可以抄抄，整个抄，没有必要。
到了6月份，当杨沫给任大心送稿子时，责编又说：现在已有四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杨沫当即表示：你们应当讲信用。
明明说好了下半年要出，可为什么又把别人的四部书稿放在杨沫的前面出？杨沫越想越生气，就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写了封信，发泄了不满，讲明出书也应该先来后到，要守信用。
结果起了作用。当杨沫再次打电话问任大心时，他表示今年肯定出书，还问杨沫写不写序？杨沫说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当时出一本书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但杨沫终于放心了，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夏天。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杨沫很快看完，并改完，交给了出版社。这时，正是反右派的时候，各单位都很忙碌。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党员作家会，杨沫看见了魏巍。但很多人如丁玲、冯雪峰、罗峰、白朗、秦兆阳、田间等都没有出席。不久，老战友秦兆阳也病倒了。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职，开除党籍。如果没有秦兆阳出面，《青春之歌》这部书稿还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杨沫，他还发现和扶植了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桦、王蒙等等。现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阳却被发配到广西，下基层改造。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从没向人讲过他对《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杨沫是幸运的，这部曾被专家基本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