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杨沫与《青春之歌》（上）
作者：马 波
养病期间，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那不少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杨沫的脑海。
老马的搭档，霸县县委书记高均；
卖豆腐的新城县县长杨铁；
用衣服片自杀殉国的三联县县长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结束生命的二联县组织部副部长谭杰；
送给自己一块怀表的区长王泰；
喜好文学的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
在敌人监狱中忠贞不屈的妇救会干部任霄；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区委书记吕峰；
还有仓夷同志，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晋察冀日报的战友，这小青年镶有两颗金牙。杨沫在张家口怀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就是他拍照的，那天是1946年3月8日。5个月后的8月8日，他在大同被敌人活活刺死，年仅24岁。
……
杨沫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1951年6月9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这两天，我有时忽然想，身体总是不好，干脆来个灯尽油干，尽所有力量写出那长篇小说来，然后死就死了，也比现在不死不活，一事无成的好。这是孤注一掷的想法，当然不对。可是这种养病的生活，实在烦人。
动笔写《青春之歌》
1951年9月，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保尔·柯察金身患重病写书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杨沫，激励她快点把那部盘旋在脑海中很久的书稿写出来。她对自己说：不要总这么怯懦，成天捉摸呀，思索呀，准备呀，就是不动笔。保尔一个瞎子、瘫子都能写，我还犹豫什么呢？
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开始动笔。9月25日那天，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自从一开始写，杨沫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所创作的那个虚幻世界里。全部精力被吸引进去，对疾病的注意力转移了，身体反而变好。不过，她还是很注意，别犯病影响写作。为防治腿病，她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睡在老乡的热炕上，关节炎从没犯过。她就花了几十块钱，请人在小西屋里盘了个热炕，有钢丝床不睡，却非要睡在土炕上。
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杨沫终于完成了全书提纲。
也就是在这个月，1951年9月份，杨沫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杨的信。这封信激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1941年左右，杨沫所处的十分区根据地变质，沦为敌占区。杨沫因病随卫生部来到了铁路西的后方医院休养。好了一些后，路东回不去，就来到了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路杨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杨沫总打摆子（疟疾），每日或隔一日就先冷后热，缩在老乡炕上难受得低声呻吟。晚饭多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和房东大娘换碗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后，被有的同志反映了，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一个衰弱的病人用玉米饼和老乡换碗小米粥喝，也成了错误。杨沫听说后，心里很难受，可又不便说什么。路杨知道了这件事，悄悄来安慰杨沫，向杨沫解释道：敌人的三光政策，边区生活很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分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象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路杨说得杨沫心服口服。
自那以后，杨沫对路杨就有了好感。那时杨沫和丈夫马建民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杨沫觉得马建民待她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路杨虽然比杨沫小，却很有修养，对杨沫体贴入微。
用杨沫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谊，当时杨沫27岁，路杨才24岁，以至于这段友谊曾经让杨沫很痛苦。
路杨曾送给杨沫一本《鲁迅选集》。大约是1943年春天，杨沫曾带着这本书爬过封锁沟，涉过大清河。从1943年到45年整整两年，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走。后来1945年春天，敌人铁壁合围时，杨沫把它坚壁在新城县或雄县的东照村一个姓杨的村长家中。因该村发了大水，这本书就再也没有找到。
1942年春，杨沫听说路杨私自脱离了部队，到敌占区了。从这天起，杨沫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漠然和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后来经过整风，杨沫对此事作了公开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但1949年2月杨沫在石家庄某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六年不见的路杨重逢。当晚，路杨就找到杨沫，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批准他去治病的。以后病好些了，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
本来经过整风运动后，杨沫已经消灭了对他的感情。没料到，他这次见面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好像“嫖妓”。现在，这个老婆也死了。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杨沫很高兴，并表示了想和杨沫“死灰复燃”。
杨沫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路杨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但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
路杨失望地走了。
现在，杨沫忽然收到了路杨7月份写的一封信，这使她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中断了联系。路杨说他现在随十九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杨沫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路杨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样两个人又恢复了联系。
杨沫与马建民的关系不融洽。他们俩个性格、志趣、嗜好差异很大，隔长不短要吵。杨沫在1951年10月22日日记中叹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不但对我不好，对孩子，对他父母，对他朋友……全是冷冷淡淡的，他也许是个性如此。晚上他下班回来，吃过饭，便自己看书。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虽然一起生活，可是我们的心灵却隔的远远的。
路杨的信，又引起杨沫深深地思索。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杨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杨沫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感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杨沫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路杨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
杨沫和路杨具体的感情经历，杨沫绝少透露，但根据杨沫的日记所载：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马建民时，曾和路杨认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杨沫已经结婚，路杨还没有结婚。杨沫对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这样，以后两个人发展了一段感情，又因为路杨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杨沫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杨沫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用四五个钟头，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她的头疼得厉害时，也懒得对别人说。她不愿意让人感到：杨沫，你这个人怎么病这么多！
该去看病时，她也经常不去。因为一去半天，回来累得一滩泥，什么也做不成。她舍不得离开写作。自从开始动笔写长篇以来，她的灰暗生活有了一点快乐，她能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她感到了创作的愉悦。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有顾虑：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没上班工作，却在家里写东西，会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这是在休养中不得已的行为呢？这样的写作，总不能算作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