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毛泽东、斯大林与国共北平和谈
作者：秦立海
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
自1947年年中，中共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后，国民党内部要求与中共恢复和谈的呼声就一直不断，但由于受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主战派的坚决反对，这些缺乏实力作后盾的主和派的活动一直未能形成气候。但形势发展到1948年下半年，这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发动，国民党蒋介石赖以维持其统治的精锐主力或已惨遭歼灭或正坐以待毙。这使本来就矛盾重重、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斗争迅速激化，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凭借手中掌握的政治军事资源率先发难，向蒋介石提出了和谈要求。国民党主和派也趁机附和，导致求和之声日盛一日，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和平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走投无路，不得不故伎重演，以退为进，考虑下野谋和。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中发表元旦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前提是：“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在此条件下，“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同一天，蒋介石在元旦团拜典礼上致词时却又强调：“常言道：‘不能战，就不能和’，亦就是说：‘能战才能和’。”据此，国民党中宣部发布指示：“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充分反映了当时蒋介石在和谈问题上的真实态度。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预料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和谈阴谋，并制定了明确的革命对策，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拒绝与国民党重开谈判，并对一切形式的和谈阴谋进行揭露和批判。早在1947年10月27日，中共针对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刘航琛，在宋子文支持下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并与中共联系进行反蒋活动一事，认为这“完全是在美帝蒋宋指使下来作缓兵计的阴谋”，“我们对于这类阴谋只有揭露反对，借以测验反蒋派别及人物的真伪，唤起人民大众更进一层的觉悟，决无利用拉拢之理”，必须坚持“把中国革命战争进行到底”。1948年1月，毛泽东在同陈毅谈话时更是明确指出：战争不应使其间断，要一直进行到底，不使敌人有休息机会。如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说要下野，金蝉脱壳，移花接木，想借此得到休息的机会，以图卷土重来，预见到这种情况，宣传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众说清楚，不是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集团及其阶级。同年7月18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发出《关于揭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指出：“由于战争失败，人心动摇，国民党统治日趋崩溃，美帝及国民党当局现正准备发动和平运动。”“蒋管区各地党委应立即讨论并实行事先揭破美蒋和平阴谋，使学生群众、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一切中间阶层首先是他们中的反美反蒋分子，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为和平阴谋所迷惑。”“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必须向解放区军民人等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接收（受）反动派的欺骗，停战议和，让其休养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痛苦。”
1948年下半年，随着三大战役的打响，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既定方针，力主一气呵成，打过长江，决不接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和谈要求。为此，中共中央于12月25日以“陕北权威人士”名义，公布首批头等战犯名单，宣布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等43人“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紧接着，毛泽东于12月30日发表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发表仅两天，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即告出笼，这无疑是自撞枪口：明知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蒋介石仍不得不进行求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痛驳。随后，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强调：“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
斯大林：不要放弃“和平的旗帜”
正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准备“将革命进行到底”之时，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就停战和订立和平协定问题居中调解。同样的建议同时寄给了美英法政府。南京政府尚未收到这三国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也尚未作出答复。从各个方面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南京政府的建议是由美国授意提出的，目的在于宣告南京政府主张停战和建立和平，而中共如果直接拒绝同南京进行和平的谈判，则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把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告诉另一方中共，并询问另一方是否同意苏联进行调解。”“我们还认为，如果询问您的意见，您的答复大体上应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在中国建立和平，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是它发动的，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为战争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谈判，但是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情况下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中共特别认为，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海军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战的外部国家不能做调解工作，因为这样的国家不能被认为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是中立的和客观的。”尽管斯大林来电充满外交辞令，真实意图含而不露，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斯大林是想将国民党提出的调解与和谈的“球”踢给中共，再由中共添加先决条件将“球”踢回国民党，使其知难而退。这样，既能使苏联避免因直接拒绝调解而得罪国民党政府，又能使中共避免因直接拒绝和谈而承担战争责任。对此，斯大林在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中解释道：“我们提出的您对国民党的建议的答复方案，是旨在阻挠和平谈判的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解，特别是没有美国的调解，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样也很明显，国民党不想进行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因此，我们预计，国民党将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条件下进行和平谈判。结果是，中共同意进行和平谈判，因而不能指责它希望继续进行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这就是斯大林的真实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