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杨沫与《青春之歌》（下）
作者：马 波
发言之热烈，应接不暇，郭开根本没有招架之力。这场面让杨沫万万没有想到，导演崔嵬和陈怀凯也都没有想到。约来对《青春之歌》电影开拍提意见的会，竟然变成了对郭开的批评会了。
据杨沫说，郭开当时看上去很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解释说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主动要写的，是有个记者鼓励他写的。那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听到有些老工人说，《青春之歌》里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尤其是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肃。这个记者就让郭开把老工人的意见给整理出来，想予以发表。郭开一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从来没写过，但那个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工人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并答应帮他写，这才把文章写了出来。
座谈会上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这让郭开很是沮丧。
崔导演在会议结束时，有些激动地说：不管什么人批判和反对，我们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们一定要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面对巨大的成功，杨沫非常谦虚。她根据这次讨论中广大读者所提出的意见，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
杨沫觉得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中，有正确的成分。她确实有所疏忽，因此要补写一段林道静在农村。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一段亲身生活。她认为这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们思想大解放，文艺评论界也开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有人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了意见，认为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政治第一的，违背了生活真实，从而降低了全书的艺术感染力。
张化隆在《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说：
修改后，并没有使林道静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更加令人信服。作者为了完成林道静阶级立场的转变，在后增加的八章里安排了正反两种生活教员，让她过两关：为解决对劳动人民本质的认识，让她过郑德富那一关；让她在麦收斗争中认清地主宋郁彬的真面目，从而过阶级斗争这一关。这两关集中一点是过家庭出身关。这样作者就从一定的政治命题出发，把无限丰富的生活作了机械的阶级分析。作者的主观随意性代替了生活的必然性，抽象的演绎代替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严重地损害了林道静的形象。
但是杨沫则坚持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非是为图解一种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实地章节。相反，她正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因为“一二·九”运动前后，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离开了北京，到华北农村参加了火热的革命斗争。这样的人随手就可以说出很多来。她认为这样的修改、补充，对林道静的塑造是有益的。
虽然杨沫也知道有相当一批人对修改本持批评意见，认为改糟了，但她在以后的几次再版中，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恢复初版的原貌。她认为《青春之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时的作家和作品。现在青年人对革命好像不那么感兴趣了，不能为取悦他们就随意删改。一部作品不能变来变去。
1991年6月，杨沫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
从1958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不是么，一位澳大利亚的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她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 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
直到晚年，杨沫都坚持这一态度。
电影轰动全国
1958年10月，杨沫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到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周扬是代表团副团长。一次外出参观时，他们同乘一辆大轿车，周扬正坐在杨沫旁边，他问杨沫：你现在写什么东西？杨沫说：回国后准备下农村，写个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周扬说，你应当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嘛。杨沫说，上海的导演蒋君超已经改编了。
周扬没有再说话。
1958年11月初，杨沫从苏联塔什干开完会后，把妹夫蒋君超寄来的剧本打印稿看过后，交给电影局领导审阅。结果问题来了。首先是北影厂长汪洋找到杨沫，要杨沫自己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可厂里原来给杨沫的任务是写一个反映农村大跃进的剧本。加上蒋君超已经把《青春之歌》改编出来了。所以杨沫没有同意。
汪洋说，你是北影的编剧，当然应该为北影改编自己的小说。怎么能让上影搞呢？
杨沫解释道：早在《青春之歌》默默无闻的时候，蒋君超就自告奋勇，热情提出改编《青春之歌》的电影剧本，今年（1958）春天就改好了，自己还提了意见，君超根据自己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打印好寄来。现在自己怎能再否定了妹夫的剧本，自己单独干呢？
汪洋看杨沫不同意，向电影局领导做了汇报。一天，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特地把杨沫叫到自己家，谈了一下午，仍是希望杨沫来改编。并说了许多由北影厂拍此片的理由。杨沫听了很矛盾。
据了解内情的同志说：汪洋和电影局之所以非叫杨沫改编不可，是因为周扬同志批评了北影厂，说《青春之歌》应当叫杨沫本人来改编。陈荒煤也同意周扬的意见，认为杨沫有生活，对自己的小说熟悉。他坦率地对杨沫说：蒋君超没有生活，改的那个本子要不得，还是由你自己改编好。
杨沫心情不安，只好给君超写信，告知此情况。君超听后急了，立刻赶来北京活动。因为上海电影制片厂已把《青春之歌》列入当年拍片计划，由沈浮导演，演员都安排好了，怎能再改？
为此君超与杨沫找过夏衍，杨沫又找过陈荒煤，请求维持原来的协议。实在不行时，她提出和君超两人合作改编，但北影厂不同意。北影厂认为《青春之歌》是写北京地下工作的，应该由北影厂导演，由北影厂改编，由北影厂拍摄，不容外人插手。
最终电影局领导否定了上影拍摄，否定了蒋君超担任编剧。当杨沫把最后结果告诉妹夫时，君超非常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