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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沫与《青春之歌》（下）
作者：马 波
到了1959年初，小说《青春之歌》的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
但是，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
这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呢？
自从反右运动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是青年群众中，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总编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比如乱扣帽子，对一些小事也生往政治上拉等等。应当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小说《青春之歌》讨论会，并看了郭开的文章后，感觉郭开的批评是一个看问题简单化，情绪偏激的典型，就向邢方群汇报了。
邢方群当即指出，这个典型很好，要抓住不放，让文艺组进行组稿准备。郭开得悉《中国青年》将要讨论，编辑部并要加按语，其中含有对他的批评，表示了不同意见。经邢方群同意，《中国青年》找到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开的文章后说：《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可以讨论。这样《中国青年》的领导认为有把握了，决定从1959年第2期开辟专栏讨论。
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他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
二、没有很好的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三、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本来，《青春之歌》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中国青年》又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刊物。当其刊登了郭开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后，立即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轰动，并为此掀起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中国青年》与《文艺报》都开辟了专栏登载对《青春之歌》的各种意见。在讨论中以不同意郭开观点的为多。但也有个别人支持郭开的意见，对《青春之歌》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的张虹的文章，认为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是不严肃的，“先后和四个人发生了恋爱”，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不受一点道德约束。”有些作风不检点的人会以学习林道静为借口，动不动就闹离婚，把两性关系看得非常随便。
《文艺报》第4期上发表的刘茵的文章也说作者在爱情描写中，流露出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比如作者所极力讴歌的共产党员卢嘉川在宣传革命时，却对一个有丈夫的年轻妇女发生爱情，这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
……
但这些意见都是少数，多数人都认为郭开的意见过于武断，坚决地热情地为《青春之歌》辩护。
为此，郭开本人又发表了《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见1959年《文艺报》第4期）。再次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员的典型，而是一个由愤世嫉俗才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没有认真地和工农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知识分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地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锻炼。郭开还认为林道静是地主出身，她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针对《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郭开指出：对那些喜欢《青春之歌》的人应该进行阶级分析，看看都是些什么人？他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而工农出身的老工人、老干部则寥寥无几。
郭开的辩解又一次激起了广大读者对这场讨论的兴趣，更多的人卷进了这场讨论。
其实，根据杨沫所收到的读者来信看，只要是年轻人，哪怕文化程度不高也都喜欢，比如战士、农民、工人等等。
这么讨论下去，无休无止，但多数意见是不同意郭开的意见的。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了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从整个看来，我以为指责《青春之歌》坏处多于好处，或者指责作者动机不好的论调，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茅盾也指出了作品的主要缺点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但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了这本书的优点”。
之后，何其芳在同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了《〈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中指出：郭开虽然在他的文章开头和结尾说过一两句肯定《青春之歌》的话，实际上他是否定这部小说的，和许多同志一样，我认为这部小说不可否定。他说：
在这几部小说中（指《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我当时估计最能广泛流传的是《林海雪原》。对于《青春之歌》的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这次，《中国青年》发起了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我才重又读了它一遍，这一次是一气读完的。读完以后，我好像更多地感到了它的优点，因而也就好像更明确地了解它广泛流行的原因了。
《文艺报》同年第9期发表了该报副主编马铁丁的文章《论〈青春之歌〉及其论证》，全面肯定了《青春之歌》。认为此书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面貌和时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青春之歌》说明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有出路。
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正如专家孟亚辉所指出的：
下至中小学生，上到文艺界领导人，从青年到老年，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从专家学者，到以文艺为捷径的政坛过客，几乎成了全民族的一场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受到了当时政治气候的严重影响，几度脱离了文学艺术的范畴，但应该说，这种讨论还是人尽其言的。因此，研究当代文学史就不能不了解有关对《青春之歌》的讨论及其背景……
《中国青年》上连续讨论了4期。稿子大部分是文艺组的编辑组织来的。为了这次讨论，邢方群还请示过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们搞这个讨论很好，茅盾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见。郭开的文章代表了目前自上而下的教条主义思潮，是得好好地搞一搞了！”
结果这次讨论的直接后果是《青春之歌》在全国的影响陡然大增。很多不知道这本书的人知道了，很多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也看过了。
1959年2月底，北影厂开拍电影《青春之歌》前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等都去了人，把本厂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还特地把郭开请了去。会议由导演崔嵬主持。他说：《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我们还把首先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请来了。他对小说意见很大，对小说拍成电影，也一定有许多宝贵的意见，欢迎他不客气地指出来。
杨沫就坐在郭开的对面。郭开是个面貌平常、没有特征的三十岁左右男子。他的文章发表后，杨沫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反驳。她觉得好坏由读者来定，自己说没有什么意思。
杨沫本来以为郭开会对《青春之歌》大加批判。没有料到，郭开尚未开口，周围同志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郭开的观点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