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杨沫与《青春之歌》（下）
作者：马 波
君超认为：杨沫最初是同意让他修改剧本的，就应该信守诺言，不能因为《青春之歌》轰动了，变成了一块人人垂涎的美肉时，又违背诺言，借口领导反对，而抢回改编权。
1959年1月2日，大雪纷飞。杨沫忍受着病痛，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肝脏和肚子疼了一天一夜。可是晚上，现在将近10点了，我却拿起笔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怕躺下，一躺下肝区就疼得更重。
肝痛伴随而来的就是死的恐惧。杨沫担心自己的肝有什么毛病，为何这么痛，是不是肝癌？她常常被这个可怕阴影，弄得闷闷不乐，心绪败坏。
尽管杨沫的小说在全国风靡一时，赞美的话铺天盖地，她还在痛苦，为死亡的即将到来痛苦。就在这种精神和肉体重压下，1月份，她完成了剧本的改编。
对一部影响如此巨大的、全社会都关注的小说，妹妹白杨向杨沫表示了她由衷的尊敬和祝贺。她数次找到杨沫，希望能演林道静，请杨沫与上面疏通关系。因为自己最了解林道静，与林道静的感情最深。
杨沫答应为妹妹奔走。
白杨作为资深的最杰出的电影演员，大家都承认她，敬重她。1956年她在《祝福》中所扮演的祥林嫂感人至深，在第十届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上获特别奖。1957年北京日报举办的建国以来首次最受欢迎的演员评选活动中，白杨得票最多。
但是，北影厂的导演崔嵬却是个很有主见、很有头脑的导演。他不盲目迷信名演员。在演员的选择上，他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名演员和新演员都要试镜头，选中谁就是谁。因为选好林道静的扮演者，是电影《青春之歌》成功与否的关键。
除了白杨，还有多名著名演员希望能饰演林道静。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崔嵬和领导商量后决定首先听取群众的意见。为此，北影厂与北京晚报联合召开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座谈会，并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
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从调查中了解到，广大群众都主张选用年轻演员，鼓励北影厂大胆选用新人。
白杨演技再高，毕竟已有39岁，由她扮演17岁的少女恐怕不那么保险。崔嵬决定通知白杨来试镜头。如果她真的很好，也可以考虑。
试镜头对于一个人们不熟悉的年轻演员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白杨，一驰名中外的名演员，却有些过于残酷了。试镜头如通不过，打击惨重。白杨自尊心很强，她拒绝试镜头，不辞而别。并对杨沫产生了不满，认为杨沫没有积极地为她走动。
让谁来演林道静呢？
据郭开后来揭露说，导演崔嵬曾气势汹汹地嚷：我这次就要冒个风险，找一个特别的演员演林道静。这个人要有革命劲头，也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就不同意那种做法，对小资产阶级走一步，打一个耳光子。
3月份下了场雪，为了抢时机，在林道静还没最后定的情况下就开拍了。崔嵬着急地物色演员。因为他曾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当过院长，突然想起了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气质很好，外貌和风度都与林道静相似，就派副导演去武汉，火速把谢芳接到了北京。
谢芳确实有些特别。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就不用说了，她父亲谢受灵还是个基督徒，神学院的教授，多次留学海外，精通英文，翻译有《基督教伦理学》等著作，母亲也是大学生，与冰心是同班同学。谢芳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气氛中，每年过圣诞节，每周都要做礼拜，每餐前都要闭目谢恩，每晚都要祈祷忏悔。
通过试镜头、试戏，谢芳非常理想，被正式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
为了隆重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崔嵬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精心挑选了大牌儿演员来主演：秦怡演林红，于是之演余永泽，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赵联演戴愉，赵子岳演地主，连一个很次要的角色王晓燕的母亲，都由名演员王人美主演，并请大作曲家瞿希贤为电影作曲，李德伦为乐队指挥。
彭真后又指示陈克寒、邓拓、杨述等注意抓这部片子，并说：这是政治任务。
因此北影厂将《青春之歌》列为重点片，一切工作都为摄制《青春之歌》开绿灯。仅用五个多月的时间，即完成了全片的制作。由彭真亲率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审查样片，评价甚好，一致批准其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片上映。
杨沫听到的反映都是：不错！很好!非常感人……谢芳演得好，把林道静演活了！崔嵬冒险启用谢芳，被证明是对的，十分英明。
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通知杨沫：总理要在家里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要创作人员，让杨沫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当邓颖超与杨沫握手时，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在总理的小放映室内，前面并排放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杨沫。杨沫说她激动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画面，好像是在做梦，脑子也发木了。影片放映中，总理曾扭头对杨沫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
杨沫呐呐的说不出话来。
电影放了近三个小时。演完后，总理对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吃不饱，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部影片还有很多“左”的痕迹，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部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还是独树一帜，如苍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鲜抢眼。对工农兵要占据银幕的极左文艺主旋律，有所突破。
在电影评选中，《青春之歌》是当时观众投票最多的一部电影。成为我国50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
《青春之歌》不但在国内轰动，在日本也获得了轰动。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
1961年春，因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反响很大，谢芳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巨幅画像远远就能看见，有一层楼房那么高。代表团的汽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有拥挤的人群拿着笔记本要求谢芳签名留念。他们狂热地喊着：林道静！林道静！
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日本人写的文章《中国电影在日本》，其中说：“《青春之歌》电影在日本影响最大，一年中一部拷贝共放映了三千二百四十九次，是所有十部中国片中放映次数最多的。”
由于《青春之歌》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杨沫也成了一个公众知名人士。
1961年7月15日，邓颖超给杨沫复信：
亲爱的杨沫同志：
我收到你来信和《青春之歌》的再版本，很高兴！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只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你寄来的再版本，以后有空，我当再读它。
知道你年来都在治病、养病，很惦念。望你能正视疾病，摸索并掌握病的性质和规律，善于和病作斗争。治疗要有耐性和毅力，既要能受得住病中的寂寞，又要会善自消遣。休养时，安心休养，力争把病治好和恢复健康。我相信你在恢复健康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创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我的健康，近两年已在逐渐恢复和显著好转。但是“六一”前夕，从定期的妇科检查中，出乎意料地发现卵巢囊肿，须动手术，因此果断地采取了及时的措施。手术经过，十分顺利和良好。十天后即出院返家休养。现精神、体力，又渐恢复正常，请你不要挂念。这也是我迟复信的原因，希能见谅！
专复
祝
痊好！
邓颖超 1961.7.15
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杨沫的关心和尊重。
（此文选自即将出版的《我的母亲杨沫》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