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作者：李东朗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在蒋介石等人指使下，上海军事法庭竟然宣判罪大恶极的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
冈村宁次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一道，被日军誉为“中国通四杰”。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松井石根一起列为甲级战犯。狡猾的冈村宁次为保全性命，百般讨好蒋介石，他遵从蒋介石的旨意，拒绝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投降，把侵占的大中城市交给国民党；把百万侵华日军的优良武器装备交给国民党政府；把他多年在中国对付共产党的四五十份秘密文件呈送给蒋介石，并向国民党的反共献计献策。蒋介石出于其反共的需要，先是宣布冈村宁次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委其以协助投降、维持治安和帮助遣返日俘日侨的重任，后来又让其改任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络班长”，使其逍遥法外。在生活上特殊优待，甚至让他以外交官身分随便活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冈村宁次到东京出庭作证，国民党政府却以冈村宁次健康有问题予以拒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往东京审理，国民党政府才宣布把冈村宁次作为战争嫌疑犯拘留审查，但却优待在上海黄渡路王文成的宅邸。对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停战以来，我一直以为，作为战犯而受审的日子势必来临，现在终来到了，然而两三年来对于中国政府及军方的领导层所给予我的关照和好意，更使我万分感激。”
1948年8月23日，拖延很久的对战犯冈村宁次的审判正式开庭。
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杀无辜平民。如纵容第二十七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于1945年1月进犯江西时，残杀中国平民周浩平、王占明等89人；还纵容菱田元四郎、梨冈寿男、船引正之等残杀平民及掠夺财产，无恶不作。
在法庭质询中，冈村宁次有恃无恐，竭力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他说对日本侵华政策从未参与策划，也不赞同。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谋既非裕仁天皇，也非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战犯，而“猜测”是以桥本欣五郎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强调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能负屠杀中国平民之责。
中午休庭期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电话指示法庭庭长石美瑜：冈村一案，暂停审理，听候命令。
对冈村宁次的审判由此中断，一拖就是几个月。
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规模大大缩小，仅允二十余名新闻记者旁听。
事前，石美瑜收到了一份密级极高的代电，电文大意为：据沪淞警备司令汤恩伯呈请将冈村宁村宣判无罪，应予照准，云云。文末署名“中正”。对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谈及汤恩伯如此卖力地包庇他时，说：“由于汤恩伯（1924年至1926年间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期间）之学业成绩欠佳，结业时校方准备让他留级一年，汤恩伯闻讯后急得要命。不知怎的，又如期毕业，后来得知是我从中帮忙所致，汤恩伯对此铭心刻骨难忘。”汤恩伯则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中直言不讳地供认这是出于勾结日本战犯共同反共的需要：“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在蒋介石集团的高压下，石美瑜等只得起草了一份替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的判决书，呈请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审阅同意并签章。判决书宣布冈村宁次无罪，“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在此期间并无上述条款之罪行，只因身为敌军总司令官，而被列为战犯嫌疑犯。被告在任期间，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曾发生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四郎等承担罪责，本庭已分别判罪，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应负共犯罪责。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为无罪。”
这样的结果，不仅中国人民不认可，也出乎冈村宁次的意料，并认为不是太好。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我的判决，军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张判无期徒刑，石审判长曾拟判徒刑7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处。实际上由于种种条件即使服刑也等于零，但做做表面文章也好。”
这个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大战犯，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的竭力庇护下逍遥法外了。1950年，冈村宁次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