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新中国政府对侵华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改造
作者：孙 辉 林晓光
新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政策
如果按照时间划分，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工作可以分成全国解放前、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后一个阶段。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打败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人民，而不是审判日本战犯；加上战线、战区变化无常，缺乏健全的法律规范、严密的司法制度和系统的司法机构，很难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经过详细调查取证，对日本战犯进行开庭审理和全面审判。所以大多采取人民公决、群众审判、即决处刑的方式审判和处理那些在当地罪行昭彰、民愤极大的日本战犯。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新中国一时无暇处理日本战犯。毛泽东1950年访问苏联，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谈到日本战犯时指出：日本投降后，中国忙于解放战争和国家重建工作以及内战战犯的处理，因为目前中国人民的仇恨主要集中于内战战犯，所以应先处理内战战犯，以平民愤，然后再处理日本战犯。被苏联红军俘虏的日本战犯暂时由苏联代为拘押，到1950年下半年再由中国接收过来。苏方表示同意。1950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苏方准备向中方移交日本战犯。中方认为接收日本战犯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由外交部和东北人民政府共同研究有关接收事宜。7月18日，东北人民政府外交处长陈曦，代表中国政府在绥芬河接收了苏方移交的969名日本战犯。从此，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和改造、审判和处理的工作正式开始。最高检察长张鼎丞1956年6月22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在押日本战犯共1062名，其中从苏联引渡969名，大部分是原日军关东军的军官、宪兵，伪满洲国的官员、警察等，收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已死亡47人；另外一部分主要是在解放战争中加入阎锡山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后被俘的，到1950年12月共有约七百人被解放军华北军区训练团收容，其中140人被认定为战犯，于1952年10月移送太原战犯管理所。
1950年7月下旬，日本战犯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日本战犯被收监后，不但毫不认罪，反而以“战俘”自居，不以为自己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认为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或虽承认自己的罪行，但考虑到罪孽深重，不知将会受到何种严厉处罚，也不知能否生还故国；所以大多数人都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采取了自暴自弃或公开对抗的态度。有人狂妄地找我方管理人员辩论；有人敲打门窗，集体闹狱；有人甚至想以自杀来对抗。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为安全起见，日本战犯一度被转移到哈尔滨和呼兰的监狱关押。日本战犯以为美军很快就会打过来解救他们，更加气焰嚣张。他们把打防疫针说成是“细菌实验”；把洗澡说成是行刑前的“净身”；倒掉高粱米饭，非要大米饭吃，否则就绝食抗议；陆军中佐广濑三郎等7人冲击管理人员办公室；另外几十人联名致信联合国，控告中国政府关押“战俘”。日本“黑龙会”甚至利用日侨到战犯管理所修理电器的机会，策划了两起未遂越狱事件。因此，改造日本战犯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对外关系、国际形象等国家利益。周恩来指出：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应该忘的。但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把他们改造好。能否把日本战犯从“鬼”改造成为“人”，也将是国际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智慧和力量的展现。
1.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原则。
人道主义待遇体现在多方面。首先是伙食。提供充足食物，保证每日三餐（管理人员每日两餐），且无任何繁重劳作。当日本战犯把不喜欢吃的高粱米饭倒掉时，负责伙食管理的副所长曲初回忆说：“听了看守的报告，我非常生气。你们在中国杀了很多人，却享受着比我们还要好的待遇。三顿饭给你们高粱米吃，结果三顿饭都被你们扔掉了。”曲初立刻向公安部长汇报。几个小时后，公安部长转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对日本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分级别管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遵照指示，管理所给在押战犯以国际法所规定的待遇，尊重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把战犯分成将官、校官和尉官三级，实行不同的伙食标准。战犯吃大米、面包、水饺、西餐，而管理人员吃高粱米、窝窝头。日本战犯说：“管犯人的吃粗粮，犯人吃细粮，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实行如此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融化的。”
其次是医疗保健。生病的战犯都可以得到及时医治和精心护理。管理所配备了心电图仪、X光机和常用中西药品，每年进行两次体检，给视力不好的配制眼镜，给有牙病的镶了假牙，为失去手脚的装配假肢，给患有结核或梅毒的服用进口的贵重药品，重病者可转往狱外的医院得到彻底治疗。管理所的医生把不能行走的战犯从一楼背到三楼，使之感动得从一楼哭到三楼，战犯说：“作为一个罪人，医生背着我为我悉心治疗，人是有良心的，我一定彻底认罪。”正如许多日本战犯所说：“因为患病而得到医生护士的亲切照料，成为许多人转变的契机。”
第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管理所购买了各种乐器，在战犯中成立合唱班、乐器班，举行音乐会，演出自编自演的戏剧。充满人性的音乐震撼着日本战犯的心灵，使之黯然泪下、失声痛哭。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运动会。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组织战犯参观的具体安排》。管理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从2月6日开始组织战犯分三批到北京、上海、南京以及东北各地共11个城市99个单位参观。曾多次寻衅闹狱的鹿毛繁太表示：“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没有一处不浸透着中国爱国志士的鲜血，没有一处不埋葬着被害中国人的白骨。这使我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更加对魔鬼般的帝国主义抱有无比的愤怒和憎恶，更要自觉地清除自己的帝国主义思想，重新做人。”日本战犯亲眼看到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心灵上受到极大触动，进一步认识和反省自己的侵略罪责。
第四，亲情感化。从1956年起，管理所根据国务院指示，允许在押五年以上的战犯与家人通信，其家属可以来探亲和同居。周恩来表示：如果日本战犯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年老体弱或患病者还可以考虑假释。也可以请战犯的家属访华，来看望亲人。……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表明，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愉快历史，开始中日之间全面的友好合作。来探亲的原日军中将藤田茂的妻子说：藤田犯了那么严重的罪行，责任也有我一半。请让我留下来跟丈夫一起服刑吧。亲情的感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战犯的人性复苏和思想转变。
人道主义既是生活上的关心，更是人格上的尊重。周恩来指示说：“对战犯要严加管理，但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要做到外严内松，不允许有一个战犯死亡或逃跑，决不能殴打、谩骂和侮辱战犯，要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和改造。”尽管管理人员都身负国恨家仇，但并没有报复意图和严厉态度，连侮辱性的粗暴语言也不曾使用。从而唤醒了日本战犯未泯的天良，使他们解除怀疑心理和抵触情绪，开始主动反省自己的战争罪行。富永正三写道：“自从四年前被从苏联送回中国后，中方把我们这些罪犯像人一样地对待，使我们觉得，应该把迄今为止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丑恶罪行和肮脏思想全部吐露出来，彻底净化自己的心灵和头脑，回归人类的心理感情和健全精神，真正地从鬼变成人。”“尽管我们从一开始抱着‘要杀就杀’的破罐子破摔的反抗态度，但是代表中国人民担当对我们管理教育责任的管理人员，即使本人就是被害者，或者亲人和朋友是被害者，却都能强抑个人的憎恶感情，遵从高度人道主义精神的‘憎恶不憎人’的国家政策方针，给我们以温和的人道待遇。正是那样宽大的态度打开了我们闭锁敌对的心，使我们回归到人类本来的心理和感情。我们犯下了人类所无可容忍的罪行，受到任何刑罚都是罪有应得，这样一种认罪心开始萌芽，直到得到中方不起诉、立即释放的宽大处理。”这一说法大体上符合日本战犯转变思想态度、深刻反省罪责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