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作者：罗玲珊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也比较松散，如叶以群当了文学组组长以后，强调作家协会那边工作忙，自己要看《上海文学》的稿子，又要写评论文章，没有空到丁香花园来，就让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王道乾有时来看一下，只是蜻蜓点水。所以，就由当时组织比较严密的华东局《内刊》党支部顺带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党、团组织生活。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的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大家只好听训，不敢出声。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写作班子党支部进一步扩大，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部。写作班子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文稿也由书记审查；写作班子的党团员组织生活，由宣传部总支部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子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等，总算正式确定了。当1965年初姚文元来到市委写作班子以后，写作班子又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
　　
　　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
　　
　　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又如1966年6月，在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公开发表以后，上海市委为了争取主动，发动对上海市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批判，包括批判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周信芳（上海京剧院院长）、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均为历史学家）、王西彦（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瞿白音（电影局副局长、《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的作者）、李俊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等，都是由当时的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后作出决定，把他们定为“牛鬼蛇神”，召开全市大会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的。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批判30年代“国防文学”的口号时，首先要找到当时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和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汇编成册，还把刘少奇为这场争论所作的总结文章也编了进去。
　　为批判周扬的需要，写作班子把周扬过去各种历史时期所写的文章，包括在延安所写的文章，以及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几篇作品，全部找到编印成册，以此作为批判用的“弹药”。文学组曾在汇编资料的基础上写成《周扬在延安的反党铁证》一文，大量引述原文加以批判。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忆记》及《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子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出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子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人士写作。这些社会作者也都是和报社经常有联系的“左派”人士，分布在各高等院校、文艺协会、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各所及市委党校等单位，大都是年轻作者。选题拟定以后，就要给作者提供条件，像批判“毒草”电影时，除了提前给作者专场放映“毒草”影片以外，徐景贤还专程去北京，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借阅资料，调看夏衍、田汉等人30年代创作的影片《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以便让作者在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时深挖这些“祖师爷”们的老根。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写作班子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赶速度，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时，写作班子的几个青年作者轮流骑上车，在院子里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子来往之密切。
　　
　　写作班子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名称，是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心中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曰“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作班子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子除了姚文元写大块文章由领导上决定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学组的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思想文化界的人一看署名“丁学雷”、“罗思鼎”的文章，就知道这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的声音。大批判文章的语境也是居高临下的、以势压人的、主观武断的、不容置疑的，而不是平等的、探讨的、说理的、商榷的。这种学风和文风，正是那个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影响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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