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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作者：罗玲珊
写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1964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中央为了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把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到1963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另有陈伯达，乔冠华等人参与部分工作，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
1961年，剧作家孟超创作的鬼戏《李慧娘》上演，杂文家廖沫沙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为鬼戏辩护，毛泽东看后提出了批评。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责小说《刘志丹》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1963年初毛泽东观看京剧《李慧娘》，作出了要对“鬼戏”进行批判的决定。同年2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张春桥，提出要“破”，要批判《海瑞罢官》、《李慧娘》等鼓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戏剧；同时要“立”，建议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点名批判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这一年的5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1963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1963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举行的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1949~1962）”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江青对柯庆施的举措赞赏有加，她对张春桥说：“上海比北京好得多，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基地’。”随后，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有江南“四才子”之称的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批判孟超的鬼戏《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辩护文章《有鬼无害论》，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文章犀利，引人注目，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写作班子的成立经过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柯庆施送去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64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五百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战斗，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成立《未定文稿》编辑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未定文稿》是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重要内部刊物，向华东各省市组稿。《未定文稿》先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任主编，后由张春桥任主编，周原冰任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由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庞季云担任，姚文元、沈竹、钦本立（后任《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等任副主任，专门物色华东六省一市的笔杆子，撰写批判意识形态领域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大块文章，先在《未定文稿》（口头简称《内刊》）上刊登，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在公开报刊上发表。
至于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接负责。1964年4月，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找叶以群和徐景贤谈话，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文学组人员陆续到位之后，随着文艺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中央文化部向所属的电影局、电影厂派驻工作队、工作组，开始揭露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的问题。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首先开展对“毒草”电影的批判。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于是，要批判的第一批“毒草”影片中又加上了《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面临着撰写大量重点批判文章的任务，人手不足，决定再从上海电影系统调集“笔杆子”，他们是《大众电影》编辑部主任杨振龙，海燕、天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蔡建平、赵志强、范维珩等。“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动员一些友邻的“秀才”协同配合，如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茅盾研究者叶子铭，当时被《内刊》调来撰写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的文章，适值国内大批判打响，就动员他一起撰写批判文章；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汤大民，当时是上海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的研究生，也被调来撰写批判“毒草”片的文章；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胡锡涛，工作岗位是《内刊》文学组的干事，也由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安排撰写批判《早春二月》的重点文章。借调来的作者还有戏剧家协会的王一纲等。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的全盛时期，总共有二十来人。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撰写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撰写有关我国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上海写作班子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文章，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