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来龙去脉

作者：罗玲珊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子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子到“文革”期间的市革委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有的文章要另起笔名，徐景贤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子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定稿。所以，现在要回顾哪篇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像后来市革委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11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如在武康路二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写作班子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又曾给《文汇报》写过几篇批判文章，他说：“毛主席庐山仙人洞诗中有‘暮色苍茫看劲松’的句子，‘劲松’这两个字含义很好，就用劲松做笔名吧！”文章发到报社去，除了写作班子以外，只有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知道，把“劲松”文章发在显著地位。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写作班子卷入了“一月夺权”的政治旋涡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写作班子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写作班子成员认为：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子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写作班子就通知报社停发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从全国来讲，解放以后取消过两次稿费：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报刊都取消了对所有作者的稿费，但到1962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以后，随着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稿费又恢复了。第二次全国废除稿费制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但市委写作班子在1964年就提出不要稿费了，表示自己最“革命”。
　　市委领导陈丕显、曹荻秋看到写作班子成员夜以继日，很辛苦，就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来关心，要“慰问慰问同志们”。怎么慰问呢？烧几个好菜。当时大家不管在丁香花园或是在武康路二号，大部分人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都是从康平路市委伙房装上黄鱼车用棉被盖住拖来，大家自掏腰包买饭票吃饭。李家齐觉得过意不去，就用上交的稿费，要市委伙房的大师傅做了三桌菜，什么松鼠鳜鱼、脆皮鸭子等，送到武康路二号楼下大厅里，放在几张乒乓球案上。徐景贤把各组人员都召集拢来，把姚文元也请来，共同聚餐，皆大欢喜。
　　当时，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都以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自居，以能够成为这支战斗队伍的一员感到无尚的光荣。所以，在追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投入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以后，继续紧跟，1966年12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全体写作班子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投身于上海“一月夺权”，更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旋涡。
　　（责任编辑：吉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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