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作者：李玉贞
季米特洛夫首先变化
但是，事情出现了变化，莫斯科出现了多少不同的声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季米特洛夫从年中开始逐渐改变对中国事务的立场。
众所周知，他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强调的就是联合各种力量对抗法西斯进攻。在对待中国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中是比较早地看到需要帮助中共改变对待国民党政策的人。
中共自1934年红军离开江西、福建后就中断了同共产国际的联系。1936年3月中共收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5月收到王明在会上的讲话。它们成了中共制定军事行动计划的依据。1936年年中，共产国际恢复了同中共的电信联络。季米特洛夫从中共报告中得知了后者情况和军事行动计划。
1936年7月，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从1935年开始，中共为抗日和推翻蒋介石政府而努力争取西北军。杨虎城支持中共，李克农已经同张学良接触过许多次，张学良手中的8万军队中已经明显地表示了抗日、反蒋、联苏的愿望。鉴于四川地方势力刘湘、华北宋哲元都有抗日倾向，就连邓宝珊也表示了接近中共的倾向。所以目前必须加速中共对西北军的工作。报告称：只要红军一采取行动，西北就一定成为革命基地，西北国防政府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报告提出，现在最需要的是请苏联提供援助。因为需用钱的地方很多，首先要维持张、杨部队，光军饷每月就需要200万。一旦张部起事，南京政府就不会再给他任何费用。杨虎城部有3万官兵，薪饷十分缺乏。报告估计，红军进入甘肃后，这里600万人口的税收养活不了20万红军官兵和东北军。如果东北军加入抗日联军，那就将有7到8万官兵需要军饷。故此，中共请共产国际提供300万元援助或通过海外华侨和世界工人的募捐筹集这笔巨款。
中共预计，将在两个月内就同西北军发起联合行动。也就是说，拟在9至10 月间起事。当时的具体行动方案有两个，第一个方案是，待黄河封冻后，红一方面军在12月前后占领离蒙古边界约400公里处的宁夏地区，四方面军占领兰州后，向甘肃西部的肃州挺进，二方面军在甘肃南部断后。这样既可巩固苏区，又可就近取得苏联援助。该方案的实施的成功与否直接取决于苏联援助。第二个方案是在前一个方案不能实施的情况下采用的。如果苏联不能给予援助，则所有三个方面军都朝河南、湖北方向集中，准备明年行动。
时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的卡冈诺维奇给斯大林的电报称，中共第一个方案可行，但不得让中共朝新疆方向进军，以免脱离中国腹地。待红军占领宁夏后，苏联可提供1.5万到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这批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通过乌里茨基洋行售出。9月9日斯大林同意了这个决定。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周恩来、毛泽东、洛甫和博古发电，告知这一决定。斯大林难道真的会将该计划坚持下去吗？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他在西安事变后的“着急”原因之一。此点留待后叙。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说明莫斯科认可了中共策反张学良的计划。1936年7月1日，潘汉年致王明的信中报告了陈济棠、孔祥熙、李宗仁都想同中共谈判抗日的消息，宋子文、孔祥熙确实有意同共产党商议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他们已经派遣了神甫董健吾通过张学良驻地到了苏区，潘还派了一个人带着致毛泽东和朱德的信。
信给人的印象是争取张学良的一切工作似乎都在顺利进行：中共已经同张学良达成了协议，刘鼎的工作开展顺利。左派作家老共产党冯雪峰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也已经接头并且经商议后派遣了李杜和张学良的代表经法国到苏联去了。他们于6月30日经香港前往。鉴于张学良的合作态度，共产党自然要设法派遣人员前往西安。特别重要的动态是，潘告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陈立夫和陈果夫也想同共产党谈判。
另外，潘信列举了一批可资争取和利用的文化界名人。邹韬奋是其中之一，他主笔的《新生报》因宣传抗日而遭南京政府查封，此后他于1936年6至7月在香港出版《生活日报》。潘认为邹的处境决定他和该报完全可以被争取过来，百分之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潘称：邹需要财政支持，希望我们资助1万中国元(约3000-3200美元）。信中，潘请共产国际给予财政帮助。另一个人是杜重远，他是《新生》报主笔，因反蒋被捕入狱。第三个就是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章乃器。这三个人在中国威信都很高。
从现有史料看，共产国际认可了这些做法中某些部分，但是也有了重要的修正。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信后，1936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会议上表态，对中共政策中新出现的这种激进而不现实的倾向作出了明确的修正。三天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王明、康生、史平(即陈云)据上述精神联合写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稿反映了这些修正。其要点是：
1.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前提，不应该是削弱苏维埃，不能把红军溶合于一般性抗日军队，把中共溶合于一般性政党之中。在政治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各派政治力量：中共、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力量在抗日基础上的联合和协定，各派力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自己的地盘负责，但服从统一指挥，完成共同的军事计划。国防政府应当是真正代表各派抗日力量和政党的政府。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在肯定中共所做争取张学良工作的同时，对于中共打算吸收张学良入党表露了相当程度的担心和不安，说这样的做法会使一些野心家渗透到党内，同时，认为中共不加选择地把学生和其他军队的人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建议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要“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团结一致”，国民党统治区应当避免大批发展党员，仅仅吸收工农学界中的优秀分子和经过考验的分子入党。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同意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对过去的经济政策作出根本性修正：停止不必要的没收行为，特别是停止没收出租土地的小私有者，以及积极参加抗日的官兵的土地，允许自由贸易。“但是我们认为让有产阶级的代表在苏区参政是错误的，因他们可能从内部破坏政权机关。”
4.此信批评中共“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的方针，说它“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大敌，目前一切应当服从这个大局。此外，不可能顺利地同时进行抗日与反蒋的斗争。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为顺利抗日，必须让蒋介石的军队或其大部分军队参加”。
为此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中共应当立即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就停战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在苏区接待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
5.至于谈判，信中提出的建议是：停止内战，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建立联合指挥部，制定统一的抗日计划，同时保持红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抗日前线的部分地区；向红军提供一定的地盘做根据地，并配备适量的武器；释放在押的共产党人，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迫害。
另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评了中共1936年6月12日发表的《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认为它号召支持西南军队反蒋的声明是错误的，中共应当坚决反对由日本帝国主义者煽起的进一步内讧，集中火力抗日。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改变“立即对日宣战”的口号，而明确宣传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强调中国人民进行的是自卫战。所以最好提出“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的口号，以及保卫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中国人民自由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