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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作者：李玉贞
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让中共立即实行苏维埃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确实建立起来了。但是无论中国红军还是苏区都因国共内战而遭受了巨大损失。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接着占领华北，其侵略气焰到1936年有增无已。季米特洛夫此时明确指出中共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突出强调中共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红军，而是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去团结绝大多数中国人共同抗日”。我们可以将这番话理解为对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任务的直接修正。
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当归于中共。提出“要创造条件逼蒋抗日”。至此，“联蒋抗日”的音符并没有出现，其基调与1935年底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的决议有许多一致之处。
同年9月，中共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得知中共计划受到莫斯科的支持，便加强了进军西北的工作。“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同时，中共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陈果夫开始接触，与19路军的联系形式也进一步明确，拟同包括该军在内的反日力量签订一个《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
此后“反蒋”的口号逐步从中共的宣传中淡出了，中共明确表示要停止对国民革命军的攻击行动，联蒋的倾向开始明确。然而事实上，为保存红军，此时毛泽东的方针依然是“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另外，中共也没有放弃关于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的宣传，它为胡宗南失败后其部队内部充满这样的良好气氛而感到满意。
1936年11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王明，“联蒋”的思想开始明确，电报要求中共建立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全中国的抗日指挥部，着手实施抗日的具体行动；红军在自己的防区完成统一指挥部的命令；红军保持现在的称号，但宣布自己为南京政府军的部队，是全中国抗日救国军队的一部分。
当然，这仅仅是指示，是方向。事实上，国共两方面剑拔弩张的局面依然存在：
蒋介石并没有停止进攻红军，12月4日他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成进攻西北中共红军。
12月5日，毛泽东致电国民党领导人中的“抗日派”孙科，明示在国民党内能够领导抗日的，“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再清楚不过地流露了毛泽东希望孙科取代蒋介石掌权的意思。次日，毛泽东会同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联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望两个半月后苏联援助运至安西，后二者便可以夺取安西和肃州，逐步实现拟议中的打通西北的计划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莫斯科的反映
以上情况说明，莫斯科当时与中共的想法基本一致，但其中不乏难以落实之处：既要服从统一的抗日指挥部命令，在自己的防区执行由最高指挥部统一分配的任务，又要借助苏联物力和战略上的支持打通西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安事变发生了。
12月14日夜，季米特洛夫先收到邓发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报告晚些时候才到)后，第一反应便是，这个事变只能“有利于”日本。斯大林则十分震惊，他以责问般的语气问季米特洛夫是否“默许”了西安事变。接着又开始怀疑王明，特别是在14日得到王明想让中共枪毙蒋介石的电报后，这位莫斯科的执牛耳者甚至不明白王明是否在捣鬼，是日深夜，他问季米特洛夫，王明是否“是个挑衅者”。
其实，季米特洛夫也很着急，他立即致函斯大林，责备中共“不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多次警告，还是同张学良建立了事实上很密切的友好关系”。“虽然我们还没有收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报告，但是很难想象，张学良的冒险行动就没同中共们协商甚至未有他们的参与。”他认为凭此一举，中共和红军就“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处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开始感觉到莫斯科在指导中共方面有不当之处。他承认：
“我们觉得，本来就应该建议我们的中国同志采取自主的立场，反对内讧，强调党过去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和毛泽东在［1936年7月16和9月13日同斯诺—笔者］谈话中表述的立场，和平解决冲突，并由拥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各党派在民主基础上达成谅解和采取共同行动。”
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其语气相当强硬：不管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为客观上只能伤害中国人民集结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怂恿日本的对华侵略。电报在列举了中共应当遵循的四个原则后，特别强调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不要突出联合苏联的口号。”显然，莫斯科怕与西安事变“沾边”，怕惹怒日本，怕受到国际舆论对苏联干预中国内政的谴责等因素。
斯大林迅速采取了几个重要的行动。首先是12月14日，苏联两家最大的报纸《消息报》和《真理报》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无关，谴责张学良受日本挑唆制造了伤害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变。第二，他安排了频繁的中苏外交接触。12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会见了从中国回国述职、当时正在莫斯科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后来又会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当面表达“中国许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张学良是第三国际的统一战线分子，他的举动与第三国际不无关系”。这话使李维诺夫先暴跳如雷，接着便严正“声明”：莫斯科对于第三国际的行为不负一丝一毫的责任。第三，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中共中央拍发了上述电报，指出事变会伤害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仅仅对日本有利。
第四，如果说上述电报像是处理西安事变的纲领性的指示，那么，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1月16日讨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7年1 月20日通过)就旗帜鲜明地批评中共并且提出了几个重大的政策性的问题：
1.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特别的意义。
2.现在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看出党过去方针的错误所在——建立一个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的统一战线和推翻南京政府。尽管党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错误的方针。共产党事实上推行的是分裂国民党的政策，而不是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协议被看作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投降。同西安事变发动者进行的合作，旨在反对南京政府，而不是与之携手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一切都为亲日派帮忙。
电报指出，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真正停止内战，首先是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方面放弃剿灭红军的政策。要争取同南京政府一起抗日，初期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正式协议的条件下合作。据此党应当公开声明并坚决实施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方针，凡旨在团结一切停止内战和团结中国人民抗日力量，保证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举措，均予以支持。
至于同张、杨部队的合作，电报认为也应当服从这一任务。在西安不得开展任何公开的共产主义的行动；不要就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所做的许诺大做文章，不要提出立即对日宣战的要求，突出与苏联结盟的口号是不合时宜的。要大张旗鼓地在全中国宣传抗日。
电报还要求中共保持组织上的独立和红军力量。
1937年1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本着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电报的精神，更加直接地询问中共，是否认为在苏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而转向在民主基础上实行人民革命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意味着首先，1.把苏维埃政府转变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变为人民革命军；3.大的中心城市保存苏维埃，但不是将其当作政权形式而是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一切没收土地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