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西安事变前后的莫斯科
作者：李玉贞
第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收到中共电报后特别是在得知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信后，于1937年2月5日明确要求中共做下述表态：“中共和红军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内战和团结一切力量抗日的所有举措，中共和红军愿意同南京政府协商，以求依据民主原则改组苏区的制度，”尤其重要的是，让中共“承认南京政府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在这个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和各苏区政府的关系”。至此，推翻南京“卖国政府”已经为承认它“为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取代。这确实是中共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
第六，莫斯科做出对国民党友好的姿态。在世界风云变幻，法西斯势力日渐猖獗的形势下，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侵略者的气焰有增无已。中国抗战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莫斯科坚定了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战，以保证其东线无战事的方针。同时，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管蒋介石是否知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态度，后来他甚至当面向苏联驻华大使直接表达对苏联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给予的帮助的感谢。
1937年2月12-22日国民党举行五届三中全会时，蒋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依然严厉批判中共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21日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载明，要把中共关于阶级斗争的“赤化宣传”及红军一律“根绝”之。但会上出现了明显的新倾向。在对苏关系方面，国民党有了一定的变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向大会呈交的提案，策略地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强调国民党应当坚持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案痛心地回忆，由于“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的惨痛教训，建议“恢复总理三大政策”，团结御侮。这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在国民党这个执政党内造成了有利的气氛。
与此同时，苏联也做出了与国民党接近的姿态。1937年3月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蒋介石准备了三份重重的礼物：一是不反对在苏联居住长达12年的蒋经国回国，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甚至据斯大林指示亲自安排他的回程。二是苏联同意向南京政府提供相当于五千万墨西哥元的贷款，用于购买苏联飞机、坦克和其他军事技术装备。同意在苏联为中国培养飞行员和坦克手。三是，向中国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苏联接受鲍格莫洛夫的建议，决定派遣艺术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一外交姿态对于刚刚回到南京不久的蒋介石，对于正在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是一种有力的声援。
会后两天即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安排蒋经国到莫斯科，于3月26日接见他，然后派他回国。同蒋经国谈话时，季氏特别强调过去试图以苏维埃救中国的做法是错误的。共产党现在有诚意同蒋介石、国民党合作，团结抗日，因为蒋介石是“能干的战略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最伟大的领袖”。
莫斯科明显地看到，“反蒋抗日”方针已经不适合中国国情，靠19路军和红军建立一支军队的计划的很难实现，因之让中共依靠这支军队为后盾立即掌权已经不可能；而建立抛开蒋介石的统一战线，靠中共实施其打通西北接受苏联援助并同张学良、杨虎成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不仅行不通，而且引出了大的麻烦，把苏联过早地牵涉到对日作战中，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既然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式政府，蒋介石并非没有能力抗战，莫斯科方面即苏共、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便决定让中共立即在苏维埃化的道路上“刹车”，立即放弃中国苏维埃化的口号，惟恐中共给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添乱”。尽管如此，莫斯科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援助和支持。毕竟中共是“自己人”，1937年3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告诉中共，已经为其拨出80万美元。今后还有补充援款继续拨出。
莫斯科这种双管齐下的对华外交一直持续到1949年。
（责任编辑：晓 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