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阿甲、江青与《红灯记》
作者：信 实
《红灯记》的改编者竟成了破坏
《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成功了。《红灯记》被江青封为“革命样板戏”的排头兵，且以文件形式加以定位。“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从“京剧革命的旗手”发展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旗手”。其中，“京剧革命旗手”是基础，基础越强固，越有利于她向上攀登。所以，她比任何时候都急于要把《红灯记》弄到手。
开始时，江青通过她的一个亲信，由亲信的老婆向阿甲夫人方华递话，暗示只要阿甲在《红灯记》问题上向江青就范，便可以出来工作。此事为阿甲拒绝。于是，江青便在政治上否定阿甲。1966年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指使她在京剧院的亲信点名诬称阿甲、张东川都是破坏《红灯记》的修正主义分子。1967年8月，江青接见参加《红灯记》演出人员，又别有用心地说：“阿甲有好些事情不告诉你们。过去每次看戏都是他坐在我旁边。这个人可厉害了，不好斗。”1968年6月，江青接见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演员，再次煽动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他老婆也很坏，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同年9月，江青对交响乐伴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的演出人员讲话，诬蔑“阿甲是个叛徒，也可能是特务。要彻底打倒他，他就想把这个戏搞成修正主义的”。1969年，她在北影厂谈话时说：“阿甲，张东川合伙整我……，他们能官复原职吗？他们是现行反革命！”1970年7月，她在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更恶狠狠地说：“要审讯阿甲！阿甲这个反革命啊，他拒绝见我。62年我给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找了他，他不见我，哼！要审讯他！”其实，阿甲与江青本来无冤无仇，延安时代，他们不仅同台演过戏，而且阿甲同方华结婚时，江青还到场祝贺。阿甲身体瘦弱，江青还曾按毛泽东的授意，代表毛向阿甲赠送过补药。现在关系达到这个地步，全是因为《红灯记》。
阿甲平时工作勤奋，思想端正，作风民主。“文革”开始时，中国京剧院群众自发贴出大量大字报，矛头集中指向剧院头面人物，唯独针对阿甲的只有演员寇春华写的一张，而且半是批评，半是表扬，说“你赞成剧院不演《四郎探母》，为什么没有坚持到底？”后来戚本禹来剧院放火，特别是江青对阿甲点名以后，形势突变，阿甲成了京剧院的“重灾户”。他头戴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嫌等顶顶沉重可怕的帽子，身背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特别是破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重罪行。在被抄家后又被赶到半间阴冷潮湿，破旧不堪的平房居住。每月只给40元生活费，存款被冻结。不断的斗批、检查、交待，使阿甲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阿甲心里十分清楚，江青及其同伙这么整他，那么整他，其要害是要他这个《红灯记》的真正主要编导者亲口承认《红灯记》是江青抓出来的，阿甲则是破坏者。
阿甲铮铮铁骨，就是不肯就范，他决不篡改事实，出卖尊严。写检查交待，什么思想认识问题都可以承认，但就是不承认破坏《红灯记》。他相信党，认为当前的混乱和反常局面，只是暂时的，迟早要改变。他经历过延安审干运动，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江青心中也很清楚，她给阿甲扣上的种种帽子，都缺乏证据，难以服人。不管怎么说，《红灯记》1964年5月本及其排练，早在江青插手前就完成了。江青插手后，嚷嚷要这样改那样改，但改动并不很大，而且真正实现修改的又主要是阿甲。要把《红灯记》打上江青印记，只有重新组织班子，再次修改，区别于原戏。于是，江青抽调军旅诗人张永枚参加改编，翁偶虹在被当作“封建文人”靠边站了几年后又重新归队，仍负改编重任。1970年，新的改编本出台。
“文革”中，江青及其文艺随从在文艺创作中奉行“假大空”原则，塑造英雄人物坚持“高、大、全”模式，把英雄人物描写成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毫无七情六欲的“超人”。这种思想在“文革”中达到高峰，但在“文革”前就已经露头。在1964年的《红灯记》创作中，李玉和在就义前有一段唱词：“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想到此，笑颜开，热泪涟涟”，江青非要将“热泪涟涟”改为“斗志更坚”，后来她在“文革”中说：“英雄人物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为什么要哭，要流泪？这种伤感的情调是人性论、革命的悲观主义，因此是修正主义理论。”按她的说法，李玉和、李奶奶先后牺牲，李铁梅只能表现出继承遗志、坚持斗争的气概，而不能表现她的悲伤。阿甲对此不满说：“死了爹爹奶奶，也不让哭几声，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刑场”中原来有一段导演解释：“幕后小伍长喊叫‘密电码不说的，打！’（指打李奶奶），每打一下，李玉和都紧紧握拳，好像自己在忍受残酷的抽打”，这也不允许，李玉和只能像铁打金刚巍然不动。在李玉和、李奶奶就义前，李玉和对铁梅说：“孩子，孩子，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也不行，等等。所有这些，在“文革”中都被斥为渲染骨肉之情、家庭气氛，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是破坏《红灯记》罪行。此次新版修改过程中，这种违反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倾向，表现得更加明显。为了要把“高、大、全”式的英雄塑造推向极致，让英雄有一个最“全”的表现和结局，当然也为了给《红灯记》打上更多的江青印记，直到1970年5月新本发表，江青指示还要修改：不让李玉和死，由磨刀人带领游击队劫法场，再由李玉和刀劈鸠山。为此组织了一个小组，秘密工作，不准对任何人讲。后来还是毛泽东发了话：“《红灯记》不改了，这个戏是最好的悲剧”，江青才算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