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阿甲、江青与《红灯记》
作者：信 实
江青插手《红灯记》创作，时间大约半年多，观看演出六七次，每次都要发表意见。经过记录整理的就有五次，共计120条（包括某些前后重复的意见）。这些意见，有些讲得比较集中。比如多次讲到“刑场”一场要突出李玉和的形象，要加强他的唱段；如何更好体现地下工作的特点等。其它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个别细节的零散意见。她本人说“我不看提纲，不看剧本，只看演出”，所以她的意见，大多是观看演出时的即兴感觉。一类是对于个别细枝末节的非常具体的意见，涉及情节、台词、唱腔、动作、化妆、布景等各个方面，这是绝大多数。另一类是大的方面的要求，但又都很抽象、笼统。比如，要为李玉和树碑立传，即是为工人阶级树碑立传，要有大段的整套的唱，要抒情等。至于树他什么，怎样去树，唱些什么内容，连个方向性、原则性的意见也没有。她在抓《沙家浜》时曾说：“我只能开药方，不能当护士。”意指我是领导，只拿原则，不管具体。可是在《红灯记》创作中，她却大做打针、发药、量体温一类护士工作，热衷于提各种各样细节上的零碎意见。这说明，重要意见她实在提不出，水平有限，并没有花多少心血。
江青在艺术家们面前班门弄斧，不懂装懂，显示权威，结果反而留下笑柄。比如在“刑场”李玉和一段静场唱腔，原来用的是昆曲“新水令”，既得体又新颖。江青竟以权威的口气，斥责其不适合表现现代生活，要改成“倒、碰、原”。殊不知，行家都晓得，这种唱法在京剧中是一个老掉牙的套子，她却当作高招加以炫耀。再如原剧有一段由“吹腔”改造而成的组唱，以表示三代人从容就义的英雄气概，曾被一些行家称赞为“岁寒三友”。江青却认为“吹腔”是传统戏中关羽常用的唱腔，用在这里有损革命英雄形象。按照这种逻辑，京剧传统形式在现代戏里，几乎都不能用了，这还有什么京剧现代戏。又如，李玉和上场时原来有一段押韵独白，演员李少春说，这样的词，我就有戏演了，演出后效果很好，可江青硬要去掉，改为唱。没有旁的理由，只说“独白很困难，我演《大雷雨》的时候，就最怕这个”。后来她看过京剧现代戏《杜鹃山》时，又来了一个超级大转弯，要把《红灯记》的对白、独白，统统改成押韵的白，这又太难了，结果行不通。“赴宴斗鸠山”一场，阿甲原来根据京剧审美特点，设计了一桌两椅，以李玉和为中心，坐定舞台中央，显示沉着坚定。鸠山为获知密电码的下落，围着李玉和团团转。这样处理，比较准确、生动地塑造了两个正反面人物截然对立的形象，后来江青却批评这样的舞台设计，把英雄死死捆住，让敌人满台乱窜，提出要改变，于是，搬上了日本的塌塌米，加上其它陈设，让李玉和动起来，搞了不少动作。周恩来、康生看了都不满意，江青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场的舞台调度乱，层次不清，有重复的地方，还没以前好。以前的缺点是把英雄人物死死地捆住了，但也有个好处，就是稳定。”
江青对京剧艺术的了解，虽然水平不高，但作风却飞扬跋扈，非常霸道。她凭借自己的身份，唯我独尊，颐指气使，以势压人，个人说了算。她根本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体谅别人的困难，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动辄便指责别人：“还有没有党？”1964年5月，她在关于《南海长城》创作和拍摄会议上，针对阿甲对《红灯记》的“难以割爱”想法，竟毫不掩饰地说：“艺术创作坚持不粗暴，政治问题就不是粗暴问题。”这就是说，在艺术创作上，不听她的话，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政治问题，就要进行压制。她甚至把《红灯记》当作自己的专利，把持演出。有一次，徐平羽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将剧本译成外文，招待各国驻华使节。择定演出日期后，徐向江青打了招呼，不料江大发脾气，说：“是谁做主的，我都不知道，我要向主席报告。”徐无奈，只能当天停演，找个藉口，改期演出。
阿甲对江青的霸道做法深感不满，背后不时冒出怨言：“领导上最好抓原则问题，艺术处理不要管得太宽”，“领导意见固然要尊重，艺术问题也要考虑考虑”。“‘独白’是戏曲表现上有力手段之一，连‘独白’都不要了，戏曲的表现手段更少了”（这些话在“文革”中，都成了抗拒和攻击中央领导的罪行）。对江青提出的意见。阿甲只能改好，不能改坏。江青的那些零散的具体意见，照做，好办。但她的一些大而空的要求就实在难办。阿甲为此伤透脑筋，只能猜谜似的去猜，去琢磨她的心思。摸对了，合乎她的心意，她点头。摸错了，不合她的心意，再摸。改了再否，否了再改。这种情况使阿甲感到头昏脑胀，十分委屈、苦恼和无奈。一时气急之下，曾经想甩手不干，以示抗拒。恼火时还冒出一句“江青有精神病”（这句话在“文革”中被一同事揭发成了弥天大罪）。但是即便在这种困境之中，他也丝毫不改初衷，仍尽心竭力，坚定实现创造京剧现代戏的使命。
江青除指令强行修改，还采取种种手段，企图驾驭阿甲，竭力贬低、限制阿甲。
首先对她插手前编导出的戏，进行封锁、贬低。这个戏当时在文艺界彩排后获高度赞誉，新闻记者准备以此作为京剧现代戏成功的例证而加以宣传，江青却加以制止。本来阿甲根据创作时间紧迫的情况，同时出于自己既会编剧，又擅导演，并善于把戏曲的语言文学和表演文学相结合的特点，采取了边改边排的操作方法。江青却批评说：“剧本一剧之本嘛……我回来一看，文学剧本才出来，原来是一路排、一路改、一路演，这样不好！”
其次，江青知道阿甲对她的修改意见不服，便不断采用种种方法，软硬兼施，欲将其收服。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后，江青邀阿甲等《红灯记》相关人员在中南海吃饭。席间，她特意讲到“《早春二月》的编剧、导演、演员等思想是一致的，艺术上也是精雕细刻的，那是资产阶级的一致。我们搞现代戏《红灯记》思想是不一致的，有顶牛，这些问题，现在不谈将来谈，你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剧组要到深圳、广州、上海演出了，眼看戏要出名了，江青也准备宣传了，她还要对阿甲最后敲打一下，勒令正在北京演出的《红灯记》剧组，专门停演两天，听张东川、阿甲检查。江青还处处限制阿甲出头露面，竭力封锁他的影响。赴外地演出，不让他去，新闻媒体不让他露面。报纸上除了接二连三的赞美《红灯记》的评论文章，副院长、各主要演员、音乐唱腔设计者等都发表了长篇专题文章，有的还做“答记者问”，介绍情况，谈经验体会。就连后台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也有专文介绍。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地区观摩学习《红灯记》会上，副院长、一团副团长、《红灯记》副导演也都作了专题发言，介绍经验。唯独创作这个戏的主要编导阿甲却不见踪影。江青本人对阿甲更是十分冷淡，从未说过他一句好话。毛泽东看完《红灯记》演出，江青十分得意，上台与演员热情拥抱。唯独对阿甲冷冷地说：“阿甲，戏成功了，是我们顶牛顶出来的。”
《红灯记》的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在观看中，不时鼓掌，担任现场摄影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看到，他有时凝神动情，双眼噙泪。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结束后，剧场休息，他全身深陷在座位里，对身旁的其他领导人挥挥手说：“你们去休息吧，我不去了！”显然他已沉浸在与剧中人物强烈共鸣、情感交融之中。毛泽东看过后，还专门指示，要给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看，因为全剧演出时间较长要三小时，他还特别嘱咐要分两场演，让他们看好。年底《红灯记》给人大代表演出专场两场。不久京剧院还根据领导安排，将《红灯记》剧本翻译成几国文字，由周恩来总理邀请并陪同在京各国外交使节，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演出。1965年1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再次观看了《红灯记》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