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琐忆
作者：陈大斌
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报道重点放在安徽和四川两地。为了更好地完成报道任务，除了依靠有关分社驻当地记者之外，新华社总社农村组于1977年底到1978年春天，组织几批记者到安徽、四川等地采访。1977年冬天，应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要求，总社派出记者张广友前往安徽。他的任务是，一方面配合安徽分社搞报道，同时也在万里身边搞调研、文字工作。从1978年春天起，总社还多次派记者黄正根、南振中（山东分社）、刘宗棠（四川分社）、付上伦（宁夏分社）和我等前往安徽采访。1978年4月初，我与农村组杨克现、周贻昶等去四川采访了四川省委领导和一批地县领导。1978年春天，当安徽、四川农村形势出现新的势头的时候，新闻宣传紧紧配合，发出一系列重要报道，及时传递了安徽、四川的新情况、新经验。
安徽“省委六条”可以说是农村改革萌发时期的一个重要文件，我们抓住它反复作了重点报道。1978年1月5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安徽大步赶上来了》，其中报道了“省委六条”的内容。紧接着，我们又请分社记者与《人民日报》联合采写了一篇专稿《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突出报道了“六条”的形成过程和巨大作用。之后我们又报道了安徽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典型——定远县放手让生产队自由种植的经验。1978年2月15日播发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人民日报》配发了短评，突出刊载了这篇报道。万里十分看重这篇报道。因为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实际上是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尊重自然规律，是抵制“左”的影响、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大政策。这项宣传从典型到述评，还转发了一些地方报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从年初一直搞到年底。
四川省委1977年提出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1977年10月、11月，省委先后颁布了清理、整顿农村财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几个文件。1978年2月颁布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提出了12条政策措施。1978年4月，我们到四川进行采访，6月12日播发了《四川全面清理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首篇报道，《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突出刊载。年终时，四川落实政策大见成效，大旱之年农业全面丰收，我们连续发了两篇大的稿件，一篇是《四川战胜严重干旱，农业全面丰收》，另一篇是《四川的农业生产为什么能够很快恢复？》。这些稿件有力地宣传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强大威力。
同时，我们也先后播发了甘肃、辽宁、广东、江西等一批省、市、自治区抓落实政策的报道。另外，还有些地市如山东的昌潍、江苏的南通等落实农村政策的工作很有特色，我们也作了突出报道。这样，在1978年的新闻舆论上，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报道，已经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热潮，对农村形势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对农村的破坏方面的报道，我们抓了一大批典型，如甘肃《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解剖了假“大寨”礼县；还有一大批农村基层单位和农民联系实际批“四人帮”罪行的报道，如对搞得农村鸡犬不宁的“换鸡笼子”、拔豆苗、毁西瓜、砍桃树、放火烧社员割的荒草等等事实的揭露，生动地反映出农民的“揭批”。
落实政策，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两股热潮的发展，实际上都与“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和“建设大寨县”运动的要求扭起了劲，顶上了“牛”。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对农村的破坏，揭批越深入越与“农业学大寨”运动脱不开关系。
起初，我们在发表这方面的报道时，千方百计避开“大寨经验”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甚至还写过“揭批深入了，政策落实了，推动了学大寨运动深入发展”之类的空话、套话。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没有办法绕开、避掉了，我们就只写事实，还是不点明与“大寨经验”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关系（直到1980年揭批昔阳县虚报粮食产量，搞劳民伤财的“西水东调”工程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在报道中点大寨、昔阳的名）。
对于报刊宣传的这些变化，有些读者还没有发觉，当时国务院的分管领导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对形势的演变相当敏感，最早发现了这一变化。你要落实党的政策，他说你在“反大寨”；你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他说这是影射大寨，是在批“大寨经验”。其实，这也难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大寨经验”确实与“左”的路线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了。最后他忍无可忍，跑回山西组织文章进行“反击”了。“反击”的文章主要是驻大寨联合记者组写的。这一场中国新闻史上少见的由地方党报向中央新闻单位发起的“反击”，颇有声势，火力十分猛烈。那些“反击”文章火力的一个集中点是捍卫“大寨经验”，特别强调要极力维护、继续推行“大寨一整套经验”。
与“农业学大寨”运动唱“对台戏”
在山西发起火力猛烈的“反击”、乒乒乓乓地发了阵“排炮”之后，全国各地没人响应，热闹了一小阵之后便无以为继，慢慢地便偃旗息鼓，没有声息了。而全国农村揭批“四人帮”破坏农村、农业罪行的热潮，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热潮，持续高涨。到了夏天，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中央于1978年六七月间，先后发出两个保护农民利益的文件，给农民带来鼓舞和力量，他们说，党中央真地看到我们农民的苦处了！
在全国揭批热潮中，大量骇人听闻的材料被揭露出来。其中有两份材料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一份是湖南省湘乡县委写给中共湖南省委、湘潭地委的《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另一份是陕西省委写给党中央的《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党中央对这两份材料都加了分量很重的批语，分别以中发1978年37号和42号文件发向全国，发向每一级党组织，直至最基层的农村大队党支部。这两个典型材料，在当时的农村具有普遍性，是农民们最为痛恨的两大问题：前者使农民不堪重负，经济利益受到严重剥夺；后者是基层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侵害了农民应有的民主权利。
我们的报道，抓住了这两个典型大做文章，揭露出不少类似的问题，同时，不惜篇幅一个省一个省地报道落实中央这两个文件、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情况，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形势的发展。但农村形势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坚持“大寨经验”的人从1977年冬天到1978年夏天这大半年间，先是搞“穷过渡”，没有形成热潮；又搞“反击”，没人响应。后来他们发现了山东“农田建设大会战”，决心推广这一做法，在农村基本建设方面再掀起高潮来。
1978年七八月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农业学大寨”的调子唱得特别响亮。会议强调指出，我们的农业要搞上去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学大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说这是我国农业的根本道路。这种评价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调子没有什么差别。
这次会议的规模特别大。到会的除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外，还邀请了200多位地委第一书记和400多个县（包括商品粮基地和低产地区的后进县）的县委书记与会。
会议的开法也不同寻常，从7月3日起，先是组织南方13个省、市、区的代表到江苏苏州地区参观学习，然后南方、北方的全体代表在山东济南聚集，在山东的济宁、泰安等地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现场参观。车队浩浩荡荡，从鲁西南到鲁中，然后跑到鲁西北黄河岸边。经过这半个月的参观后，全体代表才云集北京进行小组讨论，召开大会，一直到8月初才最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