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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琐忆
作者：陈大斌
农村改革的背景
“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报道的中心内容是宣传“大寨经验”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这对我们来说是轻车熟路。但粉碎“四人帮”之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巨大的问号摆在我们的面前，今后农村报道应当如何搞？还能沿着老路走下去吗？
这时，从总体上看，中国这艘庞大的航船还在“左”的惯性轨迹上继续滑行，人民群众还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过来，不少人心头的阴霾未除，更多的人还处于粉碎“四人帮”胜利的狂喜之中，还没来得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和总结。但是，十年浩劫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揭批“四人帮”斗争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群众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浩劫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中国今后向何处去？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也是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方面。
而当时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分管农业的领导，给陷入严重危机的中国农业开出的药方是：继续“学大寨”，“大抓促大干”。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大型全国性会议，就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在这次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报告中给农村揭批“四人帮”定了“调”。他说：“‘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这个调门，他提出今后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就是：“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这样一来，有力地巩固、加强了大寨的地位，大大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使中国农村继续深陷“左”的泥潭。所以，1977年全年农村报道的主调仍然是“学大寨”。
而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形势变化的第一个因素是：1977年10月30日至12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12个议题，最引人注目的是要求全国农村在三年内实现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全部“过渡”到大队核算。这一下吓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这么一搞不是要把农村搞乱吗？还想吃饭吗？“穷过渡”在会上受到抵制。但是上面还是坚持要搞“穷过渡”，1977年中央49号文件要求“今冬（1977年冬）明春（1978年春）”全国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的原意是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却起到了一个预想不到的效果：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村形势现实的严重威胁！促使形势变化的第二个重大因素是：1977年底，在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潮流，这就是以安徽、四川为代表的各地坚持从当时农村实际出发，把工作重心放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上来。红红火火闹了十多年、一直横扫中国农村、所向无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遇到了真正的“阻力”，受到了挑战。“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后中央转发了座谈会的“汇报提纲”，但除极少数省、市外，多数省、市、自治区按兵不动，而安徽、四川、广东、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则唱起了另外的调子。它们强调实事求是，从当地实际出发，解决农村和农民最紧迫的问题，工作重心是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调动农民已经低到极点的生产积极性，恢复生产，让农民吃饱肚子。在这些省里，以安徽、四川态度最为鲜明，行动最为果敢有力。1977年11月安徽省委发出了一个以落实党的农村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20年后，万里在与《百年潮》杂志记者谈农村改革时说，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同“左”的错误的斗争，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农业学大寨”的框框。安徽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一个突破。
中国农村改革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这样尖锐的斗争局面。安徽、四川等省正在大张旗鼓地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以实际行动开始批判、纠正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而与此同时，北京城里却在布置全面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以实际行动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而这两种做法相比起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只是局部地方的行动，而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
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距离
是继续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还是宣传从农村实际出发，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新华社的农村报道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在当时，这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我在新华社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有人就拿着录音到社领导那里告我：“比刘少奇还刘少奇”。但我们作出这个抉择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大寨经验”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不久很快就变成了“左”的工具，这一判断也决定了我们的报道方针和工作重点：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距离，立即把报道重点放到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方面去。
翻开1977年冬天到1978年初出版的报刊，与半年前，甚至几个月前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有了显著的变化。1977年冬天之前的报刊版面上，尤其是重要的版面上充斥着“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普及大寨县”的报道和评论，数量之大，版面地位之突出、显要，文章调门之高，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有人说，1977年大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了顶点，对它们的宣传也达到了“顶点”。一年下来，到了1977年底，尤其是“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之后，报刊的版面上，尤其是那些重要的版面上，“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普及大寨县”的报道明显减少，到1978年春天，就更难见到了。
虽然1977年底，我们作出了宣传报道与“农业学大寨”运动拉开距离的决定，保证了农村报道的正确方向。但是，要真正冲破农业战线上的“两个凡是”，还需要一个努力的过程。
1978年伊始，中国农村出现了两个热潮：一是以安徽、四川为代表的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尽管困难仍然很大，但农村气氛开始回暖，人民群众精神振奋。这是多少年来没有过的兴旺景象。二是联系农村实际揭批“四人帮”形成高潮。前一年多，高喊揭批“四人帮”，但只按既定的调子，揭批所谓“三反一砍”，根本没打中要害，又不联系实际，只是空喊口号。有的地方甚至批歪了，越批政策越“左”，农民没有兴趣搞这种揭批。而一旦联系农村的实际，与农民的命运紧密相关了，揭批的内容也变丰富了。“文化大革命”十年里，种种“左”的做法，折腾了农民，毁了农业，农民对此切齿痛恨。揭批不断深入了，揭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也都陆续在报刊上报道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