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珍藏心底多年的秘密
作者：赵韫如
的，怎么会有他的妻子和我同时怀孕这样的事出来?难道他过去对我所说的一切，对我的深情厚爱，都是假的?!那这个世界上我还能再相信谁呢?这件事我无法接受，也不能想信。
这个时候我实在太幼稚，一气之下，竟然同意了F的意见。他带着我到南岸去做的手术。那天接待我的是个女大夫，她知道了我孩子的父亲是谁后对我说：“你们两个的孩子一定是很聪明、很好的，如果你想留住他，我可以替你安排。”她向我承诺，自己不但可以承担一切的手术费，还可以让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这样我也可以安心地工作。可是事已至此，我已决定，还怎么去改变呢?尽管我心中有一千一万个舍不得，非常难过，还是把孩子拿掉了。
手术后，回到我的住处，屋里的一切都使我联想到谢伟思在时的生活，生离死别的感觉又一次涌上了心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十分消沉，拼命地工作，似乎除了工作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存在。
有一天，F向我透露，谢伟思正在很危险的境地。我想他可能是想安慰我不要太难过。当了解到谢伟思的处境以后，我非常痛悔自己的行为，但一切都已来不及了。
谢伟思再回到中国，是他离开近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他第一次回美国被审查了几个月，因为他的工作一切都很清楚，没问题，事情似乎解决了，让他再去中国、去延安，说这件事已经给赫尔利安排好了。所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赫尔利在他们面前的态度跟以前是一样的。但是等赫尔利回国后，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们观察组的六个人，也遭了殃。就是后来的SIX CASES，也就是“六人案”——作者注)。紧接着他第二次去了延安。这一次他只去了十几、二十天，就又被召回华盛顿了。临走之前，他找到了我。这时，无限的自责已经让我像个木头人。在我脑子里，除了我亲手把我们的孩子扼杀了这件事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情。尽管表面上我可以像朋友一样，客客气气地见他。可是我心里无时无刻都是在痛悔的。所以虽然他怎么不想离开，说：“我等了很久了要和你重聚。”但我总是无法释怀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心情惨淡。我的自尊更不允许我去问他发生过什么，便婉言拒绝了他，他只有默默离开。
我想我们之间也许已经完了。我要忘记谢伟思，千方百计要忘记他，我不停地找事做，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但怎么也忘不掉。就在我万分痛苦的时候，1945年秋，我遇到了韩恩(Williams Hanen)，一个美军少校。他英俊潇洒，仪表堂堂，当时有很多女人都围着他，他不知为什么却很喜欢我。说我是自暴自弃也好，说我是不检点也好，当时我对韩恩抱有一丝幻想，心想也许他可以使我忘掉谢伟思。但在一起几次之后，我知道根本不可能。他再漂亮，再帅，跟我没有共同语言。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耶鲁的聘书。我之所以能到美国读书，是谢伟思和他的朋友F，找到他们原来的老师，帮助我得到了耶鲁大学的聘书。但我为什么要去美国，除了要留学深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在我心底珍藏了很久的秘密——就是我一定要再见谢伟思一次。因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们两个人却始终没有机会沟通。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之间这么美好的一段爱情，会落下一个不明不白的结果?
这个秘密一直压在我的心底，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后来我也告诉了耶鲁大学中文系主任乔治·肯尼迪夫妇，还有谢伟思，等我女儿长大了，我也跟她讲了事情的原委。
这样我就放下一切事情，忙着准备出国的事。我和韩恩从来没有想过两个人的将来，谁也没有谈起过。他想办法帮我找了一架从重庆到上海的美军运输飞机，使我顺利地来到了上海。正当我等着赴美的海轮时，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
我不想再打掉这个孩子。我已经失去了我和谢伟思的孩子，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当做是谢伟思的孩子来抚养。这件事我没有隐瞒任何人，在去美国的路上，我对曹禺老师什么都说了，他还劝我不应该要，说：“孩子长大了怎么样还不知道呢，可是现在有一连串的问题。”但是我很固执，不肯听劝。到了美国后，我才知道谢伟思已经去了新西兰。见不到他，我就只能安下心来，学习、教书。后来虽然也联系到了他，和他有通信，但信上是不会说什么的，只是告诉了他我生了女儿。我苦苦等待着，总觉得会有一个见面的机会，让我能够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但从此以后，说是痛苦也好，淡淡的哀愁也好，这一生，它们就永远地陪伴着我，如影随形。
三年过去了。1949年，我预备到欧洲演出之前，得知谢伟思终于回美国了!我就跟F通信，说我要去见谢伟思。F回信苦苦劝告我：“你现在不能去见谢伟思。我的劝告我可以用人格来担保，是为了你跟他。”但我仍不能放弃，因为我已打定主意，这一次欧洲演出结束后，我是一定要回中国的；回去了还能不能再见到谢伟思，我不知道。他现在既然已回来了，这几年来我心中所有的疑惑、等待、煎熬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迫使我顾不得一切，非见他不可!
我要让他知道，当初我要打掉我们的孩子时，是多么难过，多么困难，我们两人明明是准备结婚的。而且后来听说他是在美国受审查，大祸临头了，我又有多么后悔。当然现在这个后悔、难过、哭都没用了，事已至此，孩子已经没有了。可是他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呆在旁边，却束手无策，对他毫无帮助，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我对他别无所求，当年他曾留给我700美金买结婚家具，我一听说他出了事，怕他要用钱，马上原封不动找人还给了他。可以说，在我的生活中，除了排戏之外，脑子里想的都是他。所以这次我非见他一面不可，关于他的所有事情我都是听别人说的，我要亲耳听他自己告诉我真情。我们的情感，外人是没有办法破坏掉的，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亲手毁掉。
可是我不知道，谢伟思在新西兰的时候，是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的。为什么F不让我去见他，就是他们已经嗅到了“白色恐怖”的火药味。所以1949年夏末，我从纽海文(New Heaven)赶到华盛顿和谢伟思见面时，他让我住到了女青年会(只招待女性旅客住宿的旅馆)。因为人家已经审查到我了，怀疑我是中共、甚至苏联间谍。但我仍不知情。谢伟思见到我后也没说什么，呆了一会儿，他就带我出来，去他一个朋友家。路上，我从路人冷漠、异样的目光中就感到他是不自由的了。
到了他的朋友家，他对我说：“You are survived．I'm survived too．(你幸存了，我也幸存了)，《白皮书》你大概看到了，也证明了(意思是证明了美国应该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态度，他以往的意见是正确的)。”他说的“幸存”，对我来说，大概是指我已经过了很多关口，也有了自己的孩子，现在要去欧洲演出，过得还是不错的。对他呢，可能是说他现在从新西兰回来了，暂时有一个间歇的时候，案子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对他恐怕不会还像过去那个样子吧?——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白色恐怖”还在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