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珍藏心底多年的秘密
作者：赵韫如
等待着他。
他的脸庞很憔悴，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们都谈了别后相互的经历，说着说着，从前那个时候的他又回来了。这一次，我才知道他第一次回华盛顿的时候，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但谈到自己被捕入狱，换上囚衣，戴上手铐时，谢伟思像个孩子似地呜呜哭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默默流淌。他告诉我：“我出事后，一直担心国民党会不会对你有什么不利，后来知道你一直在演戏，也就放心了。”
这一次我告诉了他：“我女儿的父亲是韩恩，她是在我想忘记你而不能的情况下有的。我和韩恩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有了这个孩子。我一直想把她当做你的孩子来抚养，这件事情我也告诉了我们的朋友安娜李。”我告诉他：“我当时很难理解，你怎么会有了第三个孩子。你的夫人从西岸赶来看你，也很不容易吧?”他说：“没有爱也可以有孩子的。”当谈到我们失去的孩子时，两个人不禁抱头痛哭，仿佛回到了过去相濡以沫的日子，隔阂没有了，不能自已。这时坐在一旁的他的朋友，拿起了电话，说：“我们很好。”我立刻感觉到，这是在暗示谢伟思，要他收敛对我的感情。
我准备离去，谢伟思最后对我说：“中国我还是要去的，希望你等我10年。”
我心想：别说是10年，20年我都会等你。可是，这样做对你的处境好吗?停了一会儿，我违心地说：“我不等你，希望你能够集中精力地解决自己的问题。”说这句话时，我真是肝肠寸断，心都在滴血!
我要走了，当回想到来路上那一双双“眼睛”，想到他为什么让我住在女青年会时，我明白了他是不自由的。于是我站起来，告诉他：“我走了，我不要你送我，我自己能走。”他目送着我离开。
下楼时，我看见他朋友的太太进门了，原本想和她打个招呼，但她一看见我，就好像见到一个麻风病人似的，躲着我转着弯上了楼。这时，我更觉得我不让他送我是对的。
这次见到谢伟思，至少我去见他的目的达到了：他没有辜负我，还是爱我的。是因为外力，使得他是这么一个状况。以后，我们见面后的一席话，总是不停地在我脑海里盘旋，都使我想起他对我的爱，对我的好，对我的体贴和思念，使我感觉我们就像从来没有分开过一样，天涯咫尺，一直如此。以后的30多年我始终是一个人。
从50年代起，我跟谢伟思有20年没法子通信。1972年中美恢复关系时，通过美国联络处的关系(那时候还不叫大使馆)，谢伟思又来到了中国。我虽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没有权利去问，更别说去见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他什么时候来过我是通过报纸知道的，也知道总理接见过他。到了第四次，他在来中国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要见你，我不明白为什么78年了我还不能见你。因为我72年的时候来，75年的时候来，他们拒绝给我关于你的消息，我明白。但是78年了(意思是“四人帮”都已被打倒了)还不让我见你，我就不明白了。原来说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人，现在说你在北京，但在那儿呢?不知道(实际上当时我正在拍《蔡文姬》的影片)。我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总理已经不在了，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邓大姐。
这封信我写得很恳切。我说：您跟总理都知道我和谢伟思的关系，我们过去相爱过，可是我们不相属。现在呢，他，甚至他的爱人跟我只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美都建交了，我们也应该见面了，这一次我一定要见他。写这封信，希望您能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
这一封信，我请赵炜同志转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很快作了批示，等谢伟思到了北京后，北京人艺不仅请他吃饭、送给他一些关于我的剧照，在吃完饭后还请他去参观了我们的后台。为此，周汀曾写了一篇文章，说谢伟思和我“鸳梦重温”了什么的。这怎么可能呢?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是怎么说的，就要怎么做。我既然答应了邓大姐，那么从那以后，一直到谢伟思去世，我都和他保持了这样一个关系——友谊，永恒的友谊。过去了的就让它永远过去。
假如有人因此要说我是一个“强者”的话，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坚强起来，真正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情，是在新中国、新社会受到了教育，有了正确的人生观，知道如何辩证地看问题，如何去做人。以后我跟他的关系，就是按照我曾经对邓大姐的承诺——“友谊”。所以我对得起邓大姐对我的信任，也对得起他的妻子，对得起他；我们的友谊可以一直维持到最后，是真正的朋友。事实也是如此。
谢伟思的案子在美国经过20多年的审查之后，终于得以彻底平反，他后来写了本书《The Lost Chances in China》，把自己在中国所见所感，所做的事情很忠实地写出来。在书的首页，他有这样一句话：NO legacy is so rich as honesty．——Shake speare(没有比忠诚更宝贵的财产了——莎士比亚)。而我认识的这个人，正是一个忠诚、正直、有良心的美国公民。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