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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国际共远史的一桩公案（二）
作者：阎明复 朱瑞真
敌人美帝国主义则表示了逢迎和感恩戴德”。决议说，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们也就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长期以来，各国共产党为了改善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做了仁至义尽的努力，耐心地等待南共联盟领导人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是南共联盟领导人完全无视各国共产党的善意的努力，始终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没有做任何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诬蔑，甚至附和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他们在自己的纲领中表现了自己的“顽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并且对于各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充满了敌意”。“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完全同意党的中央委员会不派代表团而仅派观察员列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一致认为，必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同各国兄弟党一道，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
从5月到8月间，中共还组织了一些评论员文章或署名文章批评南共联盟纲领。这些批评文章，不仅在数量上比苏共多，在措词上也比苏共更尖锐。
从“联手批南”到“批南为各批苏为实”
1958年5月15日，毛泽东就苏共中央5月9日致南共联盟中央的信在给邓小平的批示中写道：“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这是指苏共中央4月3日致中共中央信中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评语“南共观点近乎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太轻了，而赫鲁晓夫在5月9日致南共中央信中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批判立场，这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7月21日，毛泽东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在谈到南斯拉夫问题时说，我们对南共联盟应该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批判它的错误，但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还是应该保持外交关系，不要断绝外交关系。目前可以冷一点，但是不能长久这样下去，还是要想办法逐步改善关系。然而，实际上意识形态的批判很快就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据时任中国驻南大使伍修权回忆，“1958年我奉召被调回国内，一到家先在外交部挨了一顿批，因为我是八届中央委员，又责成我到八大二次会议上去做检讨。……我本来是‘回国述职’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不辞而别地就离任了，把通常的外交礼节都抛弃掉了。我的回国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逆转。不久，南斯拉夫也将他们的驻华大使召回国。……这场本来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发展到国家关系上，两国外交关系规格降低到代办一级……”
1959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共的态度开始由中苏“联手批南”转向“批南为名批苏为实”。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伯恩斯坦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产物，不是孤立现象，有阶级根源，有国际背景。我们要坚持原则，坚持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同各国兄弟党的团结，只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评。因为在这个时期南斯拉夫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凶狠恶毒，而且是装扮成马克思主义姿态来攻击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充分批判它的修正主义观点，这样也可以帮助苏联党，帮助赫鲁晓夫认识他们的错误。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中共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文章中从正面阐述了列宁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回答了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观点的歪曲，着重批判了南斯拉夫的观点，指出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而实际上对苏共的一系列观点也进行了不指名的批判。为回应这种以批南为名实为批苏的文章，苏方也发表了库西宁的文章，对中共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苏联报刊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这样，中苏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在批南过程中，赫鲁晓夫逐渐意识到，中国批判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苏联的。1961年8月间，胡志明赴苏联调解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赫鲁晓夫于17日在黑海滨皮聪大接见了他，在讨论苏阿关系时，也谈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问题。赫鲁晓夫说：“中国领导人做了许多工作，来破坏苏共的威信。他们开始寻找我们政策中的缺陷，给我们戴上修正主义帽子。现在他们形式上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南斯拉夫，实际上是影射苏联。”“我们对中国同志说，不应过多地关注南斯拉夫。这会给它带来非常大的荣誉。苏联也批判南斯拉夫，但不过分。因为南斯拉夫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难道南斯拉夫能动摇我们的基础吗?当然不能。不应提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身价。我们一面批评南斯拉夫人，一面走自己的路。这使南共领导人很恼火。当我们较少批评南斯拉夫时，美国人给他们的援助也较少。”
中南两凭关系的恢复
在“批南”过程中，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内发生了很多极端的做法。但是，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人却表现得较为理智。据当时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临时代办康冀民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国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修建了一所展览馆，展览馆是绿琉璃瓦大屋顶，有明显的中国建筑风格，很气派。展览馆正门上方用中文和塞尔维亚文刻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匾额，很醒目。就在南中关系跌落到谷底，南斯拉夫民众对中国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攻击南斯拉夫的文章，尤其是对1963年中苏大论战中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感到不解和愤慨。他们难以容忍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报告铁托，要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的匾额砸掉，铁托未予同意，他说：“这是历史。”70年代，康冀民在南斯拉夫工作期间，还曾前往参观，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馆”的中外文匾额原封未动，该展览馆也依然完整无缺。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为恢复中南关系作出了贡献。1977年8月底，铁托以总统的身份访华。邓小平当时刚刚恢复工作。邓小平在中南两党会谈时，坦率地对铁托说：“过去我们两家吵架，主要是我们方面不对，但也不能说你们讲的、做的都正确，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切向前看，你同意不同意?”
铁托那时84岁，虽已年迈，但反应敏捷。对邓小平的这种表态，铁托并没有完全预料到，他和随行的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书记多兰茨低语几句后便说“十分高兴听到中方对两党关系问题的意见，赞同邓小平同志向前看的思想。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仅对南中两国关系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按照日程安排，铁托离京去杭州。在送往机场的路上，邓小平对多兰茨说：“有一件事想委托你，你回国后请代我同卡德尔同志握握手。因为有一次在布加勒斯特，齐奥塞斯库同志建议我同他握手，但由于苏共勃列日涅夫在场，我没有理他。这次请你一定代我和他握手。”
多兰茨书记听后非常感动，一时说不出话来了，两眼热泪盈眶。他紧握邓小平的手说：“我和卡德尔很熟，我们经常在一起，我出访前还同他谈过话，我们在中国讲的他都同意，你委托我的事，我一定办到。”邓小平就这样把解冻的火把传到了南斯拉夫国内。
中南两党关系的恢复，是中共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在这一重大决策中，邓小平对历史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的思想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外关系方面极左路线的纠正，使中共摆脱了在世界上和国际共运中的孤立状态。
今天，昔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早已不复存在。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目睹者，所以旧话重提，是希望以史为鉴，彻底摒弃一切“左”的影响，为构建和谐社会扫清障碍。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