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周恩来与“两弹一星”
作者：张开善
次就百分之百的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1945—1958)，苏联用了6年(1949—1955)，我国只用了两年，比起美国快了6倍半，比起苏联快了3倍。
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根据核武器的发展规划，提出要紧抓氢弹不放。
早在1965年，周恩来在听取刘杰关于中国还需三到五年能爆炸氢弹的汇报时，当即表态：“三年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并要求核工业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上报中央专委。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起，氢弹的研制工作受到了冲击。
1966年9月，核工业部的研究部门有的专家被抄了家，有的家属受到了牵连，引起广大科研人员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科研工作的进展。周恩来闻讯后非常焦急，甚为不安，要求中央军委严肃处理。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难以落实的。
远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也受到了冲击。这里也开始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标语。后来，在一些人当中逐渐形成两种观点，对核试验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好在基地广大科研人员心怀强国之梦，顾全大局，使氢弹爆炸试验最后获得了成功。
1967年2月20日，国防科委、核工业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向周恩来汇报了氢弹爆炸试验的准备情况，建议批准在1967年7月1日前进行试验。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询问了有关问题，当他听到氢弹理论设计方案2月底可以确定下来后，批准了可在7月1日前进行这次试验。
6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组织。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接见。接见进行到深夜，聂荣臻感到身体不适，多次站起来，用后背靠在礼堂的柱子上。周恩来见此情形，宣布散会。群众走后，聂荣臻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提出拟去核试验场，周恩来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批准了聂荣臻前往核试验场主持氢弹爆炸试验。
1967年6月17日上午9时，参加这次氢弹试验的全体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北京各部门来的领导和随行人员，先后进入离爆炸中心几十公里以外的战壕。因我是中央专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很荣幸地站在聂荣臻身边。这是最好的观察位置。
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拉着长长的白烟从远处飞来，随着飞机的临近，在上空盘旋，人们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剧。按规定飞机盘旋第二圈时应将氢弹投下，然而飞机飞完第二圈后仍毫无动静，这使得气氛更加紧张，在场的人几乎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飞机飞行到第三圈时，突然天空出现了极为强烈的闪光，伴随着天地轰鸣，多彩的硕圆状火球，巨大的蘑菇云翻滚升腾。成功了!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欢呼雀跃，激动的场面难以言表，不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当聂荣臻在战壕里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试验成功时，周恩来当即高呼“毛主席万岁!”我想，当时呼这样的口号，是周恩来内心甚为激动的表现。在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仍然把氢弹搞出来，极为不易，周恩来为之而激动应该在常理之中。
周恩来听到中国升起第一星，激动地说：“很好!很好！”
早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讨论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那个年代，到处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人类新天地”、“敢叫日月换新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在这种气氛下，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经历过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岁月。
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的报告。
8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这一报告。这次会议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要比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技术要新，重量要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能听得见声音。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同时，还对人造卫星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主体与地面控制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导弹工业部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进入工程研制建设阶段。
1970年4月底，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并安全保密地运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
1970年4月2日，周恩来为准确掌握卫星的准备情况，将正在发射基地的专家们召到北京，并于当晚19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汇报。周恩来认真听取了钱学森关于运载火箭和卫星总体情况的汇报。接着，由另外一位专家汇报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具体隋况。周恩来听得特别仔细，当听到弹道参数时，周恩来对几个参数在笔记本子上作了计算，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计算结果与设计指标差了几毫秒?”这位汇报专家一听，大为惊叹，忙解释说：“对不起，是我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四舍五入了。”周总理的仔细可见一斑。
接着，周恩来问道：“这次卫星发射，预计要飞经哪些国家城市的上空?”钱学森回答：“要经过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周恩来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国家的名字后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以上各国的首都，要事先预报出时间，这件事要做好，做准确。”
周恩来最后关切地说：“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再一次听取卫星发射各项系统工作准备的情况。专家汇报时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再要念第二段时，周恩来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我看毛主席语录就不用念了。”当汇报到卫星将要飞经蒙古上空，将蒙古说成蒙修，周恩来插话说：“蒙古就是蒙古嘛，蒙古修了，难道领土也修了?不要什么都讲修呀修的。”
周恩来一边仔细听着汇报，一边提出问题，问道：“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能不能清晰地播放出《东方红》乐曲，以及轨道参数，卫星重量，还能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这次会议从晚上7时一直开到深夜零时多，整整5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周恩来自始至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边记录，一丝不苟，令人钦佩。
4月24日15时50分，周恩来亲自给在导弹发射基地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打去电话：“毛主席已批准了今天晚上的发射!”这一消息立刻传遍整个基地，试验场人声鼎沸，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笑容，而人人心里又都有点忐忑不安。全体工作人员在欣喜若狂过后，随即投入到紧张的最后检查各道工序的工作中。
当晚21时15分，周恩来向导弹发射场发去关切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轰鸣声中被火箭托举着升上太空。18秒钟后，火箭按程序转弯，朝东偏南方飞去，瞬间消失在浩瀚苍穹之中。15分钟以后，指挥所接到卫星传来的信号，卫星与火箭分离，卫星进入轨道。
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已经收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出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宏亮。
22时整，周恩来接到罗舜初从现场打来的电话报告：“卫星人轨，并已收到播放出的《东方红》乐曲。”周恩来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声说：“好!很好!”
4月25日晚18时，新华社授权对外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1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周恩来一共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还有若干次中央专委小会。这些会议记录了他为中国“两弹一星”研制、发射成功所付出的心血和非凡的胆略、才华。他对中国“两弹一星”和其他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精辟而具科学性的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以及今后，都有指导意义。1974年4月21日，他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他在会议快结束时，用满怀深情和希望的眼神看着与会人员，叮咛大家说：“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这是他对我国尖端事业留下的最后的声音。不久，他病重住进了医院，我们再听不到他熟悉的声音了。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