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红楼风雨梦中人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下五七干校“改造”，荷锄担粪，累了坐那里歇歇，抽口烟，还是谈《红楼梦》
“一生能得几知音，难忘先生意最深。鄂北湖田担粪侣，树阴犹切梦《红》心。”这是周汝昌为纪念杨霁云先生作的诗。
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的老编辑，与孙用、林辰一起编辑了《鲁迅全集》。当年鲁迅讲授、撰作《中国小说史略》，其中《红楼梦》部分的相关资料，尤其是胡适的《考证》，都是由杨霁云提供的。
1954年，周汝昌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除了领导之外，第一个与他热情交谈的就是杨霁云。
1969年，周汝昌被关进牛棚。这年中秋，周汝昌和杨霁云一同到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周汝昌：杨霁云，一个老专家，曾经和鲁迅通过信，《鲁迅全集》里边收录了他们的通信。他看到我的处境不太妙，一直在鼓励我，说你这红学工作，千万不要因为暂时的不利而放弃。后来我们又一同到了干校。我们两个老书生都不能做重活，领导就让我们两个人抬大粪桶。从厕所那个大深粪坑子里边，用大长竹竿子舀出粪汤子，运到菜园积粪的大坑里。我们两个人抬着，迈着方步，在半途拐弯地方有一棵大树，我们两个人就坐那里歇歇，抽口烟，还是谈《红楼梦》。
记者：我听说您离开干校比较早，1970年就回来了，而且是中央直接把您调回来的。
周汝昌：特调的，那个更特别。
记者：怎么特别？
周汝昌：公函到了我手里，我一看，这才知道是周总理办公室发的，专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其实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那个命令上，“文学”两字漏掉了，结果成了“人民出版社”。
记者：您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从四川调到北京、《红楼梦》批判、从干校调回来，都是中央高层直接发话。
周汝昌：对。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周汝昌：这个情况就复杂了，我也没有真正地想明白，也没有弄得很清楚。
感受了《红楼梦》这一“精神至味”，其他人生百味也就无所谓了
晚年，周汝昌引发了一场红学热潮。1986年，周汝昌大胆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1995年，周汝昌发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指出鲁迅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20世纪50年代，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成分越来越少；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红学”，于是“红学”扫地尽矣……后来周汝昌又提《红楼梦》是与甲骨学、敦煌学并列的中国文化的三大高峰与三大显学，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尽管在此之前您沉寂了很多年，但是最近这些年又突然变得热起来了，很多人又开始关注您的一些著作。
周汝昌：是。
记者：您最近这几年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您这样的高龄，这样的身体状况，每年出一本书，很不容易。
周汝昌：最近一两年出得太多了，读者有的很高兴，很受鼓舞；也有少数读者不理解，说周汝昌那样子的条件、年龄，他一下子出了这么多书，此为何故，所为何来；极个别的说得不好听，好像是我为了贪图一点稿酬要把莫名其妙的一些书都弄出来。
记 者：您怎么写呢？现在您的眼睛都看不见了。
周汝昌：我写大字，尽量地大，尽量地黑，使得我眼睛能看到。
记者：模模糊糊。
周汝昌：但是仍然不行，错了行的，两个字摞到一起的，单个的字几个笔画纠缠在一起的。我孩子再用电脑打印送出版社。孩子看不清我写的字，还得来问我。在这些方面费的功夫时间，比我本人写花的时间还多。局外人怎么能想象？
1986年，周汝昌宣布不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作为世界上研究《红楼梦》时间最长、著作最多的学者，几乎所有的红学争论都能与他挂上钩。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周汝昌却与红学界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记者：听说您好像不太喜欢“红学家”这样的称呼？
周汝昌：是的。
记者：为什么呢？
周汝昌：原因很复杂，一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把我看得比较单一。第二个理由，不怕你见笑，就是不喜欢这个名词。红学这么多年的历史，其中有很好、很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夹杂着一些不良的东西，而且在文化界乃至读者中都发生了很不好的作用、影响，我心里不喜欢。如果把我跟那一类的红学家都搅在一处，我心里有点委屈。
记 者：您在总结红学百年学术史的时候，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呼吁还红学以“学”？
周汝昌：那是我199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中提出的观点。我还提出红学的悲剧性，它可悲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红学是我国学术史上一门很独特的学科，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然而容易被研究者当做一般研究对象对待，“红学”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如我，勉强冒称一个“学者”，也不过在三流层次，还有一些尚不如我，根本不具备研究此学的条件。红学，一时好不热闹，但往深里看，可归结为一句话：“学”不足而“红”很虚。
我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越了文学的领域；二是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是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三是这学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记 者：我明白了，您进入红学，虽然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您一往情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红学家，是因为这部书在您心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周汝昌：你说得对。这部书起到太良好的作用了。古人有对联说得很对，“不如意事常八九，可遇人言只二三”，我做这个学问，在这样艰苦、不太有利的条件之下，难道我一直都很高兴如意吗？当然不是。但是，当你不如意的时候，怎么办呢？什么是你提高心情、情绪、志愿、毅力的因素呢？我告诉你一句实话，就是《红楼梦》！
《红楼梦》一书在我心中的位置、在中华大文化中的位置、在中国的位置，的确很崇高。黄遵宪说这书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部好奇书！”毛泽东曾讲过中国除了一部《红楼梦》外，其他都骄傲不起来。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震动了全世界。一个高峰是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文化早期的造诣；一个是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而《红楼梦》则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阶段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历史文化时代的辉煌遗产，都是高峰，都是显学，并列无愧。曹雪芹自我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能说就是我解了“其中味”，但世人都知道我一生矢志不渝在解味、体味、品味、玩味、寻味。感受了这一“精神至味”，其他人生百味就无所谓了。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