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红楼风雨梦中人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笺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兼研红学。有二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其代表作。
我一听很吃惊，怎么回事？我们又不熟识，我怎么会害了他?
因为偶然的原因,周汝昌与《红楼梦》结缘,30多岁便以一本《红楼梦新证》轰动国内外。在晚年，一部十卷本的《石头记会真》更是轰动了红学界。《红楼梦》给周汝昌带来了名声和精神上的满足，但他却说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
1953年的秋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每位参加会议的代表不约而同地捧着同样一本书，那就是周汝昌的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大事。那年周汝昌35岁，正在四川一所普通的大学过着安静的生活。《红楼梦新证》出版在全国引起的强烈反应，他并不知道。
周汝昌：当时有一位跟我其实不太熟的教师，老远地就“哎”了一声，说：“老周啊，你害苦我了。”我一听很吃惊，怎么回事？我们又不熟识，因此我就说：哎呀，怎么了？我怎么会害了你?
记者：他说您害苦了他?
周汝昌：看见我很吃惊，他就笑了，说，告诉你吧，我前天重感冒非常厉害，可是呢，有人把一本《红楼梦新证》给了我。我一打开，哎呀，一展卷就放不下了，一夜也没有睡，感冒更重了，这不是你害了我吗？
记者：那时候您听到中央有特令要调您的消息吗？
周汝昌：听到过，可都是同事的传言，我也不敢深信。后来有人跟我说校长请你去。
记者：校长同意放您走吗？
周汝昌：他这时才说，是中宣部一定要调我。
我正在工作，一位领导开会回来说，《红楼梦》的计划改变了
《红楼梦新证》所引发的轰动出人意料，现在，周汝昌都还能举出二三事：先是上海，买书的人在书店门前排队，很快，书就脱销，出版社在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大学者张元济病瘫已久，原不能书写，读了此书后，因高兴而破例亲笔写信给周汝昌，字几不能辨识；“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编”；川大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海外出现盗版，美国赵冈教授首次见到周汝昌就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紧接着传来的是各种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已准备调周汝昌，不料受阻；原燕京大学林庚老教授忽然来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室主任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到京工作……
后来的结果颇有戏剧性，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聂绀弩担心川大坚持不放人，特报请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以中宣部的名义下了特调文函。
结果，川大校长彭迪先无奈地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
记 者：经过这样一个程序来调动您，说明这是一件大事。
周汝昌：在当时来说，那还是一个特例，我自己也很感动，中央这样重视我，认为我还是一个人才吧，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让我回北京。所以我当时那个心情，要说不高兴那是假的。好诗的朋友马上就吟了杜甫的诗“漫卷诗书喜欲狂”，来替我表达那种高兴的心情。
回到北京，进入国家级的出版社，这一切都让有着远大学术理想的周汝昌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后来的一切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
周汝昌：回到北京，我的顶头上司是聂绀弩。他见了我并没有一字提到《红楼梦》。我原来以为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当然就应该先提《红楼梦新证》，说毛主席怎么对我有好评。但是他真正给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出乎我意料之外——《三国演义》。
记者：让您做《三国演义》？为什么？
周汝昌：因为出版社出了一部《三国演义》，毛主席看到了，说里边好多的诗都是后人读了《三国演义》以后的点评。这些诗既表明点评人的身份，也表现了点评人对此书的读后感，特别是对书中军事成败的见解。毛主席说，你们怎么把这些诗都给删掉了，那不行，要恢复。
记 者：所以要您来做《三国演义》的后续工作，把删掉的诗再补回去？
周汝昌：对。后来，我这个人多事，一看到正文，就感觉可能有问题。我就去问聂绀弩，是不是趁这个机会再校一校，结果聂绀弩说，对，你就校一校吧！
记者：给自己又找一事。
周汝昌：这么一校，可让我大吃一惊，错误连篇。宋元时代的词语，特别是术语，本来在书里保存得还是相当多的，但原先校勘的人不懂，都给改了。我就只好照着好版本，一处一处地把人名、地名，还有那些到了明清时代已经不用的词语，通通都给校出来。
记 者：这么说，其实您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做《红楼梦》？
周汝昌：当时要做出版计划的，一个月一个计划。后来就让我先做一部比较好的《红楼梦》版本。实际上我早就对《红楼梦》校勘工作有一个宏愿。我曾经对胡适先生表示过，要校勘一部真正的《红楼梦》曹雪芹的原本，打破被高鹗给歪曲篡改的假全本。这个时候把这么个事交给我，不正遂了我的夙愿吗？
记者：正是您要干的事。
周汝昌：对，我当然欣然接受。但是，万般料想不到，有一天，我正在工作，部门的一位领导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跟我说，《红楼梦》的计划改变了。
当时我们的认识都很浅薄，不知道这个事态严重和内容意义的重大
《红楼梦》出版计划改成了继续发行程乙本《红楼梦》，这是流传多年、影响最大、并为大众所熟悉的一个版本，出版于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91年，由程伟元、高鹗活字排版印刷，是一个120回全本。而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没写完就去世了，留下的是一个只有80回的残本,并经人传抄，流传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到底哪个版本最接近曹雪芹原著，成为红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程乙本增加的后40回虽然使《红楼梦》成为有头有尾的作品，但其总倾向、风格和原著有很大 距离。
周汝昌对程乙本《红楼梦》深恶痛绝，继续出版发行这个版本的命令，让他感到不可理解。
周汝昌：这个命令怎么来的，怎么变的？一概不知，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交代。要是换一个人，可能就应该跑到楼上去问聂绀弩，你给我的任务为什么现在忽然180度大转弯，也不算没礼貌吧。
记者：但是您没有问？
周汝昌：没有，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毛病，我就不去问。
记者：为什么？您为什么不愿意去追问呢？
周汝昌：为什么？第一，从小养成的这个习惯，对任何别人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我尽我的本分，不喜欢多言多语。第二，川大外文系人事关系的复杂，我的感受太深刻了。我刚刚来到这个新的工作单位，我的直觉是，恐怕人事关系也不会太简单，我得留一份小心。因此我不敢离开办公室，跑到楼上找上司问长问短。
记者：您是要躲开这种人事上的纠纷？
周汝昌：对，我觉得这样一个大转弯的变化，肯定原因不是很简单的。
1954年9月，一篇针对著名学者、红学家俞平伯的学术商榷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的导火索，波及全国。
刚刚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因为与胡适、俞平伯的关系，而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时的红学界，乃至思想界，呈现出山雨欲来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