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一九七五年纪念红军长征展览风波
作者：王 渔
有的同志在审查和参观中，还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提出积极建议。申健提出：“你们突击搞出这个展览很好，经过大家看后再加以补充和修改，一定可以搞得更好。现在全国各地纪念馆都是综合性的，没有这样的专题展览。你们这个展览以后可以请一些兄弟党来看，有些坚持搞武装斗争的兄弟党，他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和我们过去差不多，他们如果能来看这个展览，也一定会对他们有所启发的。”谢唯进还建议我们应尽快编辑出版一个小册子给年轻人看，用这些文物来说明过去的历史，很有说服力，肯定会令人信服。
捐赠文物
纪念红军长征展览的热烈反响还表现在捐赠文物上，许多老同志在看过展览之后都主动捐赠出他们珍藏多年的文物。伍云甫的夫人熊天荆在看过展览之后，要我馆的同志到她家中，取来了伍云甫的长征日记和在长征途中用过的无线电通讯工具，供我们展览。我记得就是在伍老的这本日记中，记有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传达会议的内容。
张南生、童小鹏还亲自将他们的长征日记送来，供我们展览。张南生说：“将日记放在你们这里，比留在我个人手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红三军团后勤干部谢振华还送来一枚1929年他在江西兴国刻的图章，说遵义会议时他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曾用这枚图章盖过许多收条。张云逸夫人韩碧，送来张云逸在长征中用过的左轮手枪。陈兰送来邓子恢任中央苏区财政部长时用过的钱包。朱总司令警卫员罗卫，送来长征中他生病时朱总司令送给他的一枚银元以及后来他当通信员时一位副营长送给他的公文包。
有一天，王天来等15位同志，在一天之内就给我们送来有关红军和红军长征的文物112件，其中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这样一件文物——老红军周广才在长征途中吃剩下的半条皮带。“文化大革命”前，军事博物馆曾几次向他征集这件文物，他都不肯交给军事博物馆。这次看了我们的长征展览，见到许多有关长征的文物，他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放到我们这里可以教育后代，发挥更大作用，他就主动地将这件文物捐赠给我们。
交通部的刘毅还送来两株长征时吃的野菜，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两株野菜，是我跟随毛主席长征，在葛曲河畔草原，纪念党的生日14周年时，散会后同战友采来充饥的。我留了两株将它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战友中，有的已为党为人民饿死、冻死、战死在草地雪山，有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两株野菜伴随我行军作战40年，鼓励我艰苦奋斗，转战南北，在困难中不忘长征，在同错误路线斗争中，不忘毛主席在长征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今天是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的日子，我将这两株野菜献给年轻一代。”
原红二方面军的袁任远，在看过展览后，让我们的同志到他的家中，将他保存多年的19件重要军事文献捐赠给我们。他深情地向我馆的同志说：“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
当时我们有一个统计，仅是在请老红军内部审查的8天当中，就有30位同志捐赠文物147件。我们还利用这个机会，请39位同志鉴定、辨认我馆馆藏照片158张，请一些同志订正了部分重要史实。这些都是我们办这个展览之初没有想到的收获。
被人告到中央
纪念红军长征展览正式展出之后不久，因发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每天未开馆，门前就集中很多群众等着进馆，看展览中邓小平的照片是否还在。当他们看到照片还在时，彼此示意一下“还在”就离去了。这对博物馆形成不小的压力。那时我患有比较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在展览展出后在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在我恢复上班第一天，就遇上馆长杨振亚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会上有三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继续开放，说只要中央不说话，我们就继续展出；第二种意见是主张识时务者为俊杰，见好就收，说我们顶不住这股风，还是关掉算了；第三种意见是主张稍作修改，把有邓小平的那张照片撤下来，整个展览仍继续展出。我表示可以考虑第三种意见。这次会议没能统一大家的意见，作出什么决定。直到1976年2月15日馆里才决定将“左”倾路线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材料和邓小平与聂荣臻、程子华、徐海东合影的那张照片撤下来。但其实这已经晚矣，还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人罗织罪名将我们告到中央。据我们后来了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76年2月5日和6日，《中国青年报》和《少年报》组织两报全体干部和工人到革命历史博物馆来参观长征展览。2月7日，《中国青年报》丁某就给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的谢静宜、王道义等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的长征展览是：
（1）“没有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没有强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着重为某些领导同志评功摆好。”在中央苏区处出现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材料；在红军长征巴西会议处，“没有强调毛主席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北上抗日、反对逃跑退却的英明决策，而着重讲叶剑英做了‘特殊贡献’”；在红军到达陕北时，出现了邓小平与人合影的照片。丁某在信中说：“讲党史不着重讲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而夹杂为某些领导同志评功摆好，这是违背我党章程、违背我党革命传统的。”
（2）“在中央苏区两条路线斗争中，强调毛主席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不够……把王明的谬论不加批判地摘出像‘语录’一样标在图片丛中。”
（3）展览前言中的提法与元旦社论中的提法不一致，“还是将‘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平列在一起”，“只字未提当前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没有提“要为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服务”。这样的展览“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不利的”。
谢静宜等对丁某信的反应异常迅速。2月8日他们就在丁某的信上批示：“提的有理。同意转送中央。”12日他们便以“团十大筹备组办公室”的名义，将丁某的信连同谢静宜等的批示报送中央。
奉命“暂停”展出
丁某的信连同谢静宜等的批示转送中央之后，中央都有哪些人看过，有什么批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3月3日国务院即派侯颖和程振声来向我馆领导传达有关丁某信与谢静宜等批示的内容，并仔细察看了我们的展览。
侯、程两位同志看过长征展览之后，没有说什么，即同我们研究如何将展览的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央。3月5日，他们写好给中央的报告还送给我馆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都认为报告写得好，如实地反映了我们的陈列情况。
首先，侯、程的调查报告一开始就说明了红军长征展览的筹办经过，说这个展览是1975年9月下旬群众自发提出的，经馆党委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同意后举办的；是10月16日经张春桥主批“拟同意”，叶剑英、邓小平、姚文元、李先念核批同意之后，才对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工农群众展出的。这既说明了展览筹办的经过，又说明了这个展览是经过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在内的中央领导批准之后才展出的，这样就堵住了丁某以至“四人帮”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