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片断回忆
作者：张瑞芳 金以枫
不久，赴美签证要求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的肺部有阴影，也就是说，我得了肺结核，需要静养。
此时此刻，闹哄哄的重庆怎么“静”得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呢？就在这时，周副主席非常罕见地派人送来一张同时写给金山和我的字条：
山、芳：
姊夫有去东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机北上。得知芳不幸发现肺病。相信她性格开朗，定能克服这样的疾病。
如有信给我，请交来人。知名不具。
这张字条，前半句是写给金山的，安排工作；后半句是写给我的，安慰病人。以前，我和金山跟周副主席的联系也是各走各的，看到周副主席这张匆匆的便条，可以想见他的忙碌。
有了这张便条，我和金山的行动也就明确了。我们先是一起南下赴上海，然后我去北平老家养病，他再继续北上东北。
做共产党的好演员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而我当时的困境是：客观上，结核是个长期的慢性病，我不可能等到完全康复再登台；主观上，文代会上看到这么精彩的工农兵形象，让我不禁怀疑自己过去的舞台经验是否能够胜任做一名新中国的演员。这时，又有文艺圈外的老同志关心我，在他们看来，演艺业毕竟不是社会主流，他们委婉地劝我：“年纪不小了（我已31岁），干点别的吧！”
我心里矛盾极了，七上八下，放弃演剧不甘心，重登舞台又没信心，怎么办？当时我的组织关系还在周总理那儿，这事必须听听他的意见。
那时，周总理已经搬进中南海，我每次去，就在门口打电话进去，说：“我想见周总理和邓大姐，在门口呢。”里面的警卫请示后会说：“那就进来吧。”这次见到周总理，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信件，我就吞吞吐吐地试探着问：“有同志约我去统战部工作……”总理惊愕地瞥了我一眼，停顿了一下，哼了一声，迸出一句：“动摇了？”又继续看信。我什么话都不敢说了，也不必说了，剩下的就留给我做深刻反省吧！
“动摇了”三个字正中我的要害。
凭心讲，我真的愿意改行吗？这么多年，我热爱演员职业到了痴迷的地步，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到改行？看上去的表面理由都不能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内因是我对自己“动摇了”。在新的时代要求、新的表现和服务对象面前，我畏惧了。我怕演真正的工农兵，我担心自己必会失败。我过去所演的人物，虽也有农民的角色，但那是旧社会的农民，也可以说我演的只是一个穿着农民衣裳的小资产阶级。我也许只关注到农民的外在形体、动作，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对人物作阶级分析。我以前惯用的“自我出发”，面对新形势、新人物，有着太多的局限和空白，我无从“感觉”工农兵的心理，无从认识他们的立场，虽然我是共产党员，但离工农兵的心太远了。这就是我“动摇了”的真正原因。现在原因找到，想要做个“共产党的好演员”，那就从头开始吧！我要使自己和新的时代合拍起来，和新的描写对象熟悉起来。
以后17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创作道路是艰苦的，但并非不可逾越。演员的创作气质也是可以改变的，但要付出不懈的努力和不计成败的追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到劳动人民中间……
这些年大家受苦了
1973年3月，我奉调参加廖承志领队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先到北京集合，准备访问日本。
各界代表陆续到齐了，我们从外地来的代表共八人，上海四人，东北四人，其余都是北京各界代表人物，住在北京饭店，集中学习三个星期。整个代表团中，电影界的代表就我一个，其他文艺界的代表主要是来自京剧和芭蕾舞的样板团。上海的领队人是革委会成员、郊县某生产大队的女支部书记。我时时感到她用不放心的眼光审视着我。当时跟我同屋的京剧名演员李炳淑（革命现代样板戏《龙江颂》中大队党支部书记江水英的扮演者），她的丈夫在北京的另一个样板京剧团，他们很久不能相聚。周末，我去看姐姐，就把房间留给他们。不久，这事就被张春桥知道了。出国前夕，“四人帮”曾单独接见了上海代表团，张春桥阴阳怪气地问我：“听说你还让房间？”这叫什么话！人家又不是偷情，难道也成什么“动向”了？我闷头“嗯”了一声，一肚子的“不服气”。“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还是交谈甚多的，这次他不软不硬地说：“你要少说话！”
此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先是接到大姐的电话，对方问：“你猜我是谁？”应该说，我本能地听出是谁的声音了，但我不敢贸然叫出来，我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地反问对方：“请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就是你日夜想念的大姐啊！”“大姐！”我的眼泪几乎是和声音一起迸出来的，嗓音也哽塞了。大姐甜美的声音充满喜悦，她要接我去中南海见见面，我吞吞吐吐地说：“大姐，您先来看看大家吧！”大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过两天，邓大姐果真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大家，我们八个人围着她，和她一起坐坐、谈谈，大姐很委婉、很含蓄地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有些事不能怪你们，是我们教育不够，是我们了解不够，现在问题清楚了，大家不要再背包袱了。”其实大家都听懂了大姐的意思，她是在婉转地向大家道歉，其中有多少不便说的隐情和无奈，而这些年来大姐和总理又何尝不是在“受苦”？
见过大家后，我终于在一天晚上被大姐派来的车接进中南海西花厅。想想解放初期我只需在中南海的大门口，往西花厅值班室打个电话进去，说一声“我来啦！”里面就会传出话来，“进来吧！”现在这样的“自由”再也没有了，却要小心翼翼地摸着黑、坐在小车里、拉着窗帘，悄悄“溜”进中南海。
七年了，西花厅的陈设还是老样子，只是从50年代就开始用着的紫色布沙发套越发显得老旧了。我终于能和大姐面对面坐下，话还没出口，就先湿了眼眶……大姐详细问我这几年隔离审查的情形，我说，“叛徒”、“特务”、“假党员”的帽子全给我戴过了，最后自己给自己套了一顶“广义叛徒”的帽子。我解释说，因为赫鲁晓夫被叫做“列宁的叛徒”，因为他背叛了马列主义；而我对工农兵文艺方向有时会有对抗情绪，觉得吃力不讨好，无效劳动，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所以就叫做“广义叛徒”吧！大姐听了笑出了声。我还告诉大姐，当时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人悄悄劝我给总理和大姐写信求援，我没有这样做，一是坚信自己没有做过亏心事，二是不想给二老平添麻烦。大姐肯定了我的想法，并意味深长地说：“写信也没有用，我们可能收不到，反而可能还会更麻烦。”这话随着后来“四人帮”垮台以及我对“文化大革命”内幕细节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总理和大姐当时的难处与苦处。
谈话中，我说，最让我感到不甘心的是，几年下来，我的艺术生命就这么白白浪费了，以后就是再有机会，年龄也不饶人了。我特别伤心地说：“我今年已经五十四岁了，以后即令能让我工作，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大姐安慰我说：“你的样子并没有多大变化呀！”
我撩着额前的头发给大姐看：“我前边的头发全白了，这次出国才临时染黑的。”
原本想在西花厅里等到总理回家，眼看时间过得飞快，大姐说：“别等了，总理今天接见外宾，说不定半夜才回来。”而我也必须在规定时间赶回饭店。说着话，我们走出房间。那天的月色特别好，天像刚刚洗过的一样干净，就像我此时的心情。早春4月，正是海棠花盛开的季节，我看着满院的花影婆娑，小声对大姐说：“我这是不是在梦境里？”人往往这样，实现了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时，总不敢相信那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