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片断回忆
作者：张瑞芳 金以枫
1941年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新华日报》位于重庆化龙桥的编辑部去。心想，谁会是我新的联系人呢（作者当时刚入党不久——编者注）？因为姐姐在《新华日报》工作，所以我跟他们社里的不少人都挺熟，虽然彼此心照不宣，知道都是“同志”，但互相间谁也不去点破这层关系。
在一间僻静的接待室里，先是徐冰进来了。他是文艺界都熟悉的人，周副主席和文艺界见面时他总在，挺风趣的一个人，也常写些戏剧评论之类的文章，平时见到他总有笑话说，非常快乐。这天见面，他表情严肃，先是要我谈出身经历、家庭成员情况，然后对我说：“你等着，有人要见你。”
“难道不是你吗？”我诧异地问道。
徐冰摇摇头，出去了。自从吴克坚要我淡出政治圈，我就不再参加党组织的任何活动了。除了跟姐姐偶尔说些政治方面的事情，其他人大都认为我只顾演戏，真的不关心政治了。其实，这段时间我心里一直空落落的没底，吴克坚要我淡出政治圈，然后呢？怎么没下文了……正想着，房门推开，进来的人竟是周副主席！
我想，我当时一定是惊呆在那里，因为有好一阵子，我跟周副主席说话时脑子里先是一片空白，一时半会儿还不敢相信周副主席亲自与我谈心。后来又像水库中开了闸门的水，一发不可收拾。只记得我从我的出生、父母、兄弟姐妹讲起，讲了一大堆。周副主席认真、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头。有时我停下来，想听听周副主席会问些什么，他却说：“接着说，接着说。”后来谈到我的演剧活动，怎样从北平辗转来到重庆。整个过程，我一直在说从小到大，走到哪里，大家都对我挺好。周副主席笑了，他说：“你说大家对你都挺好，那你对大家一定也不错。”
这我倒没想到。周副主席考察一个人的为人是这样的：当你一直在说周围人的好话时，你大致上就该是个能够善待他人的人。当他发现你身上的优点，就会这样坦白地告诉你。这让我对自己更加有了信心。当然，以后他发现了我的缺点，也会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就会反省、改正。
那天，周副主席的话不多，他鼓励我多交朋友，多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在演剧专业方面要精益求精，要做共产党的好演员！
前三点，我都能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上，遇事遇人还可以不断提醒自己。第四点——“做共产党的好演员！”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以前我只想要做一个技艺精湛的好演员，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的好演员”——演什么戏？怎么演？这可不是一时一事的表现，而是一辈子的准则。从此，我每演一出戏，心里都会预留一个最后判决：以前是周副主席，以后是周总理，他会怎么看？这出戏怎么样？我演得怎么样？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比以前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所幸的是，我演的话剧和以后演的电影，周总理基本上都看过，也都有过评价。但我仍然不敢说，我已经是“共产党的好演员”了，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就这样，我的组织关系从此由周副主席直接负责，直到全国解放后。不过，从一开始，周副主席就对我抱歉地说：“你要原谅，我的时间不规律，有时在重庆，有时在延安，还可能有时不知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定期见面，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通知你。”周副主席这样跟一个只有三年党龄的“小同志”说话，我还能说什么？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无论我做什么，都不能让周副主席失望。
文艺圈内大家都知道，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喜欢话剧，他们学生时代也在舞台上演过戏。有趣的是，周副主席当年在男校扮演女角，比如《一元钱》里的孙大娘；小超大姐在女校扮演男角，比如韩国民族英雄安重根。后来他们一起搞学生运动，再后来成为革命伉俪。所以，当年重庆文艺界的朋友几乎都跟周副主席有接触，甚至“成群结伙”到他曾家岩五十号的“家”。
当时我们总共去过曾家岩多少回，已经记不清了。永远忘不了的，是我们每次去都兴高采烈。一进五十号的门，我们就像进了“自由王国”一样，平时的紧绷感一扫而光。按说周围也布满了国民党的“眼线”，但大家有说有笑，好像存心要把这“公开”的活动做得尽人皆知。
我们围绕着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常常还有徐冰、张颖），议论着我们演过的戏，聆听他们对我们演出的评价，那真是一种无比的美学享受。多少年后，一些同志还记得，当年小超大姐和大家一起议论《屈原》中的南后（白杨扮演），她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白杨演的南后透着“妩媚”，如果是秦怡演南后，那可能又是一种风格——“端庄”，“妩媚”的“南后”和“端庄”的“南后”，气质不同，却各有千秋，都好看。这个评论，秦怡记忆至今，好像再也找不出另外的词替换小超大姐这样精准的评价了。
按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官称——政治部副部长，周副主席的公开称谓应该叫“周副部长”，但我们这些聚在曾家岩的朋友们，没有人这样称呼他，但又不能公然叫他党内的称谓“周副主席”，所以党内党外，凡是熟识他的朋友，都亲切地叫他“周大哥”，有时干脆直接叫“大哥”。周副主席跟我们聊天，和我们打成一片，有着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考，不仅是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有未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不过不能否认，周副主席跟我们在一起，的确是他各方面统战工作中最愉悦的部分。所以，赶上他有空，还会亲自下厨做上一道拿手的红烧“狮子头”，引得餐桌上一片欢呼。
至于我，有时会在聚会结束时，徐冰悄悄跟我说一声“你等一下”，我就知道周副主席要约我过“组织生活”了。和周副主席单独谈话是在他二楼的“书房”。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恨当年太年轻幼稚，没有将周副主席给我的教导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只能算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每次我们见面，周副主席总是先评论我演过的戏，又让我评论我看过的戏，然后让我谈论舞台上下的人和事，从中循循善诱地引导我树立正确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现在再想周副主席对人的帮助和影响，既不教条，也不一般化，而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水到渠成。重庆文艺界当时呈现百花园般的景象，进步的人才和优秀的作品，正是在周副主席这样的信任和鼓励下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对党要做老实人
抗战胜利前夕，我和金山得到美国一所大学的中文助教聘书，聘期两年，只等美国使馆签证了。没想到，此时金山又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准备去长春接收“满洲映画协会”（满映）。这样，组织上就只同意我一人去美国学习。
那时国共谈判正紧张，周副主席就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驻地（上清寺石坡上的一幢房子）接见了我，向我大概地谈了当前的形势，说国共谈判虽然在进行，但要做好思想准备，迎接更复杂的斗争。对我准备的美国之行，周副主席说，这两年你在美国可以学好英文，休养身体，了解一下他们的戏剧电影情况。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可能有一个阶段，党的机关离开你们远了，你们要慎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党要做老实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这些话，周副主席特别要我带给金山。
周副主席交给我两封他和董老写给在美国的龚普生同志的信，这是一封家书式的组织介绍信，笔调亲切幽默，信末署名“大哥”。周副主席笑着复述信里的话：“我们给你带的钱不多。总不能让你流落街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