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作者：胡邦定
联大学生社团很多，各有其辉煌经历。我只说了高声唱合唱队和剧艺社，是因为比较熟悉。其他社团，有校史和许多文章记载，我就不说了。
壁报
壁报是联大同学对时局、对政治、对社会、对生活发表意见的园地，有时也有短小的创作，如诗歌、小小说之类，丰富多彩，风格各异。每次新壁报挂出来，常见有人拿着纸笔，站在那里抄点什么，说明有些文章很有看头。
且从我自己编的一份壁报说起，从中可以看到编报人的辛苦。联大规定，学生办壁报，要到训导处登记，还要有一位指导教师。1944年初，我们历史系1946级成立了级会，决定办个壁报，起名《潮汐》，由我和李凌同学负责。我们请中国近代史教授邵循正为指导，到训导处登记时非常顺利，还发给我们大约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的一块木板，作为壁报的载体。木板很粗糙，我们先用报纸把它满满糊上，使之平整，然后再用很白的连史纸盖上。为了让文章字迹清晰，整体美观，每篇文章都用同样大小的连史纸，用钢笔蘸着黑墨水誊写一遍。报头是我请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一位同学特地画了寄来的，以蓝天和奔腾的潮水为背景，并在画面右上方写上“潮汐”两个美术字。稿子都是本系同级同学写的。出报之前送请邵循正教授审阅，他看得很仔细。记得一篇题为《谈讽刺》的文章里，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两句，邵先生特地把“嬉笑”的“嬉”字改为“嘻”字，此事使我终生不忘。1944年5月3日夜晚，我和李凌忙了整整一通宵，到5月4日凌晨3点多才完成。当我们拿出去悬挂时，联大校门东侧的民主墙上，已经挂满20多份壁报，包括《文艺》、《生活》、《现实》、《耕耘》、《民主》等等，真是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我之所以要讲这段往事，是我深知这些办壁报的同学都和我们一样，自己虽穷，却愿意挤点钱来买纸张文具，花时间、精力约稿、看稿、改搞、抄写、出版，个人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就是凭着一股热情、一种信念，思想上或清晰或朦胧地想表达一种理念，追求一个目标。
联大的壁报各有个性或特色，影响比较大的壁报有《现实》、《文艺》、《生活》等。《现实》，顾名思义，就是因为对现实有意见要说才办这份壁报的。起初他们翻译美国杂志对中国的批评文章较多，尤其是《Time》上的文章，如史迪威事件等等。他们还自己写时事评述，综论国家大事，并及时报道抗日战事的真实情况，分析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原因，现实性和政治性都非常强，深受同学欢迎。《文艺》是文艺社同学办的一份壁报，他们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文章虽然都比较短小，但都是入世的，现实性、思想性都比较强。从形式上看，由于是文艺人编的，所以版面特别清新、素净、美观，颇有观赏性。《生活》是外文系1946级级会主办的。他们提出“反映生活、批评生活和改造生活”为宗旨。壁报既有对校内生活的批评建议，也翻译外国杂志批评和揭露中国国内问题的文章。外文系一直是个大系，比文学院其他几个系的人都多得多。人多，能写文章的人才也多，所以《生活》壁报的文章一直是比较受到同学们欢迎的。在1944年“五四”联大民主墙上众多壁报当中，有一份特别另类，它的刊名我已经忘记了，只知道是三青团的同学办的。它的文章既空又少，填不满一整块木板所提供的容量。于是他们在壁报四周贴上两排类似菊花样的黄色野花，显得不伦不类。当时我只觉得可笑，都是大学生了，怎么好意思拿出这种货色来呢？显然他们是奉命办事，却收到这种招人讪笑的后果，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手中没有真理，失去人心，使跟着他们走的三青团员们处境尴尬，进退维谷，说话、写文章都没有底气，怎么可能办好壁报呢？出这种洋相，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大师风范
在联大读书，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大师如云。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证诸联大，最为贴切。联大确实一座大楼也没有，而大师之多，举国无匹，文、理、法、工学院处处星光灿烂，目不暇接。这也不奇怪，集北大、清华、南开三名校于一堂，自然人才济济。以大一新生必修的国文、英文两课的教师为例：教大一国文的有：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沈从文、浦江清、王力……等享誉全国的名家硕儒。教大一英文的，先后有叶公超、钱钟书、潘家洵、卞之琳、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诸先生，皆一时俊彦。这说明，新生一入学，就能亲聆自己慕名已久的大师的教诲。这无疑是令人兴奋而快慰的事情。伦理学也是大一必修课，讲授者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多次到国外讲学，一般会设想他一定是位洋派十足的教授，然而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位典型的国学老夫子的形象：戴深度近视眼镜，三寸长须，着蓝色长袍、黑马褂，足登中式布鞋，操浓重的河南口音，且时有期期艾艾的毛病。他讲课的内容主要依据他的名著《新世训》。因为联大没有能容全校大一学生的大课堂，只能在一片松树环抱的空地上讲课。他一开始就说：“当年孔、孔、孔子杏坛讲学，我们今天在、在这松林里授课……”他讲话节奏平缓，没有抑扬顿挫，但逻辑性很强。这景象和冯先生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听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则又是另一种感受。这位在哈佛大学拿到金钥匙的博士，时任联大法学院院长，每次上课，他都着整齐的西服，打领带，手提一个大皮包。上课时间是上午10—12时，陈先生总是提前三五分钟就在教室门前散步，差一分钟左右就站上讲坛，然后准时开讲。由于选修陈先生经济学的人多，只能在离生活区较远的一个能容200来人的大房子里上课。起初，每当快到下课的时候，有些同学惦着赶到食堂吃饭，不免有些躁动。陈先生就说：“我戴着两块表，绝不会误了你们吃饭的时间。”这种“安民告示”很有针对性。因为联大学生食堂一般只管午、晚两顿饭，许多同学是空着肚子来听课的。说到陈先生讲课，最大特点是清晰，没有多余的话，字字句句都让你听得真切。20世纪40年代刚进大学的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可谓一无所知。陈先生却能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剖析，从概念到理论体系都给你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比如他讲边际效用时，就举了许多实例，使听者易于理解。从这里联想到联大一直重视基础课的教育，给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的教授就有：吴有训、赵忠尧、郑华炽、霍本权、张文裕、王竹溪等，都是一代宗师，物理学界的翘楚。其他系对基础课也大体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