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作者：胡邦定

　　我一直认为，四年大学生活的知识积累终究是有限的。老师的作用主要在于启发、示范，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路，使学生知道怎样做人，知道做学问原来是可以这样、那样地做的，等等。陈寅恪先生教隋唐史，他说：“古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那么讲什么呢？他讲新发现、新见解、新成就……这才是最最震撼人心的启示。本来，做一个学者，如果不能融会贯通，没有创新精神，就只能是个书虫。华罗庚先生是青少年时代就显示数学天赋的数学家，我在昆明时却见过他在《云南日报》发表的时事评论文章。这说明他不仅潜心于数学，而且关心时局，是专家又为通才。杨振宁先生曾说：联大给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和王竹溪。前者在他做学士论文时，指导他读一篇讨论分子光谱和群论关系的文章，使他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并对对称原理发生了兴趣。指导他做硕士论文的是王竹溪先生，这篇论文是谈统计力学的。杨振宁说：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是他毕生研究的主要方向，而这一方向的确定就得力于两位老师。这使我们感到名师与高徒之间的传承与点拨作用，确是大师风范中最可贵之处。再如1945年11月25日晚，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四校学生自治会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时，反动派在学校围墙外鸣枪示警，并切断电源，会场一片漆黑。这时正在演讲的费孝通教授高呼：“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还是要呼吁和平！”这种大义凛然、掷地有声的呼吁，是又一次大师风范的展现！
　　当联大学生是幸运的，幸运在能够领略和切身感受到群星灿烂的大师们的风采和魅力。
　　
　　天时 地利人和
　　
　　西南联大办学8年，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且时有敌机轰炸威胁的情况下，取得举世公认的累累硕果，究竟是什么原因？许多专家学者对此作了分析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大体一致，只是侧重点有些差异。根据我的认识，似可集中到天时、地利、人和三点。
　　先说天时，没有日寇入侵，就没有三校联合南迁之必要，这是时势促成的前提。抗战造成生活困难固然是不利因素，但反过来也激励人们同仇敌忾、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共赴国难的意志与决心。吴大猷教授在昆明遭受贫穷和妻子长期卧病的困扰，他就用埋头写书和译书来解脱。郑天挺先生在《我在联大的八年》中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业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是这样的。”这一段话概括得非常好，说明师生共体时艰，是联大前进的动力之一。
　　再说地利。西南联大选址于昆明，是一项十分英明的决策。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在昆明，而是在重庆、成都或贵阳，就绝不会取得像在昆明一般的成就。在选择校址之初，梅贻琦诸先生考虑昆明是西南与缅甸、越南等国相连的出海通道，便于争取国际援助和对外交流。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这种优势基本消失。但云南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优势仍然存在。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条件。由于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蒋介石政权的矛盾，他在政治上表现比较开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并保护了中共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等进步组织的活动，大有利于联大民主运动的开展，而政治民主与学术自由又是分不开的。
　　最后说人和。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是北方三所著名的学校，各有其深厚的办学传统和优良学风，骤然合在一起，却能融合无间，浑然成为一体。这首先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常委胸怀坦荡，团结一心，一切都不分轩轾的缘故。张伯苓是梅贻琦的老师，据说他曾对梅校长说：“你就戴（代）我的表。”这充分反映常委之间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全校教职员工虽然分别来自三校，但在教学和各项事务的分工上，则相互协调，亲如一家。各院系开课的老师也都是三校兼备。以我所在的历史系为例，给我们上《明清史》的郑天挺、《辽金元史》的姚从吾、《科学史》的毛准、《秦汉史》的钱穆、张政烺……是北大的；给我们上《中国通史》的吴晗、《西洋中古史》的雷海宗、《魏晋南北朝史》的陈寅恪、《中国近代史》的邵循正……是清华的；而给我们上《西洋通史》的蔡维蕃、《西洋哲学史》的冯文潜……则是南开的。其他各系的课也无不如此。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联大得天独厚的地方。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而联大教师却能和衷共济，相得益彰。这不能不归功于大师们高尚的学养和情操。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这是联大团结协同精神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 汪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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