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西南联大往事杂忆
作者：胡邦定
住宿
一年级刚进校时，文学院部分新生住在新校舍南区一幢坐北朝南的小楼里，楼上楼下各10间房，楼下每间放4张双人床，一屋8人。楼上无床，一律打地铺，8副铺盖紧密相连。愿意打滚的，可以从北头一直滚到南头。当时年轻，小的18岁，大的也不过20岁。一开始，确有人在地铺上滚来滚去，因为从来没体验过这种生活，不免感觉新鲜。我有幸忝列其间。虽然不是“大被同眠”，却称得上大铺同眠。不久，“革命虫”出现了，而且一视同仁，你有，他有，我也有。初时稀奇，还有点紧张，时间一长，就处之泰然了。见到它，只是坦然一笑，谁也没有怨言。如果谁一直没有发现这玩意儿，还有点阿Q看着王胡子捉虱子的失落感。
一年后搬到新校舍西区的学生宿舍，每间房放20张双层床，放在房间的两侧。两张床为一单元，中间放个用木板钉成的长桌，上面吊一盏光线暗淡的电灯。两张床一边临窗，一边是过道，并拉上旧床单或旧被面之类，以示自成一统，非自己人或熟人，一般不会进来。一个单元的床与另一单元的床紧挨着，中间同样用破油布或打行李的棉毯之类隔开。相邻床上的两个人靠得非常近，一翻身就能碰着，而且呼吸之声相闻，但却互不来往，彼此不通姓名，甚至连面孔都不大熟悉。因为只有小单元里的4个人是自由组合的熟同学，别的单元的人往往既不同系，又不同级，互相都不往来的。记得1944年一天的晚上，我和同系、同单元的李凌辩论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在我们暂时停战的时候，相邻的单元里也在激烈争论。这时李凌不知想起了什么，突然说了一声“混蛋”，这明明是对着我的。不料旁边争论的同学以为是骂他的，立刻跳过来大兴问罪之师。我们解释了好半天才算了结。
昆明冬天晚上也相当冷，宿舍不仅不生火，连门都是日夜敞着的。当时同学的行李都很简单，一般只有一床薄棉被。中文系同学王松声是从延安过来的，比别人大几岁，晚上睡觉时为了保温，把一切可加在被上的东西都放上，包括衬衫、裤子、毛衣、薄外套等等。同单元历史系张光琛（张彦）同学提醒他：“还有一条领带怎么不加上？”大家都哈哈大笑。这种穷开心的玩笑，在同学间是常有的，说明联大同学在“一箪食、一瓢饮”的情况下，仍然不乏幽默。
1943年暑假，我通过亲戚介绍，到昆明一家公司打工，做些抄抄写写之类的杂事，一月下来得了600元法币，我全部用来买了一双车胎底的皮鞋，准备靠它混个两三年。不料第二天晚上就有小偷光顾，把所有脱在地上的鞋都偷走了，只有特别细心又睡上铺的同学，每晚脱下鞋子就放在自己脚后头的人才免遭此难。在新校舍3年，虽只遇到一次小偷，但听到别的宿舍被盗的事却有四五回。当时多数同学都“身无长物”，仍不免被偷，说明还有更穷的人在。
晚自习
联大学生宿舍灯光太暗，晚上根本没法看书。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到图书馆抢座，说抢，是因为图书馆座位不够。以我入学的1942年为例，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三院共有1600多名同学，而共用的新校舍大图书馆仅能容800人。粥少僧多，只有“抢”，才能有一席之地。图书馆每晚7点开门，6点一过，就有人陆续到门口等候了。大门一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蜂拥而入，那阵势相当壮观。“抢”图书馆座位的主要是男同学，女生极少，因为她们挤不过男同学。挤进去之后，有人不仅自己占个座，还要用书本、笔记夹，乃至椅垫之类，为好友代占一两个座位。有的男同学为了照顾自己熟识的或心仪的女同学，每天特别殷勤地为她占个座。这无疑是比请吃“焖鸡米线”更受欢迎的“骑士行为”。
另一条出路是坐茶馆。在新校舍附近文林街一带有好几家茶馆，每家都有十多张方桌，可容五六十人左右。当时昆明电力超负荷，电压不足，根本达不到220伏。茶馆老板就用110伏200瓦的大灯泡，照得店堂十分明亮。泡一杯茶可以坐一个晚上。当然茶馆不像图书馆那么肃静，看书的、聊天的、打桥牌的各行其是。大概有一半人是认真看书的，部分人是边看书边聊天的，还有一部分人专心打桥牌，其中有人只是偶尔打一打，有人则是上瘾的，常打不厌。联大规定学生修业4年，要读132个学分才能毕业。我看有人打桥牌所费的时间，大概不少于40个学分，但这并不一定影响他们的学业成绩。就是在这种嘈杂的茶馆里，不少人坚持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艰辛探索。
说到喝茶，还有一件趣事：化学系1946级同学李建武，是我中学同学，睡在我的上铺。他是个最规矩的学生，不仅不抽烟、不喝酒，连茶也从来不喝一点。一次他到茶馆来找同学，坐定之后，我知道他不喝茶，就把一杯茶连茶带水都倒掉，然后续上一杯白开水给他。不料到了夜里，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以致影响了我的睡眠。我问他“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说“晚上喝茶了，睡不着觉”，我听了几乎要笑出声来。怎么一片茶叶也没有的白开水也能使人兴奋得不能入睡呢？我想可能是心理作用。我记下这件事，是想说明联大同学的生活习惯差距是很大的。但正像冯友兰教授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所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严格要求
联大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求很严，一学年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勒令退学，从不含糊。个别学生对梅贻琦严格执行考核制度颇有微词，曾有人在教室墙的外侧用粉笔写上“打倒梅特涅”几个字，这是用191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工人、大学生反对奥地利专制独裁首相梅特涅的口号来影射梅贻琦的。记得在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国民月会上，梅贻琦重申了学习纪律，并且说，国家在抗战时期办学，很不容易，学生如不勤奋向学，应当于心有愧。然后他气愤地说：“说我们是梅特涅，我们就是梅特涅！但考核标准绝不降低！”这件事过去60多年了，我至今还留有鲜明的印象。
我是历史系的，大一读吴晗先生教的《中国通史》，他要求很严。记得学年结束公布考试成绩时，最低的只有12分，也有59分的，说明吴先生一丝不苟，毫不容情。
说到考试打分，还有一个故事。我三年级选修了刘崇教授的《西洋近代史》。学年终结公布考试成绩时，没有我的分数。我很奇怪，就去找刘先生。他很生气地拿出个用包袱皮包着的一沓卷子，并找出我的考卷说，你抄了另一位同学的。证据是有一题答案相同，而我写错了一个字。事实经过是，那天考试时我去的较晚，别的同学都在后排坐定了，于是我坐在第一排。不料还有比我晚的。一位平时从无来往的女同学一来就坐在我的右边。当我写完一张卷子时，她忽然把它抽去，不久又还给了我。当时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人，当然不好意思举手报告：“老师，她抽去我的卷子。”老师就坐在我们前面看书，他不管，我自然也就不说什么了。不料因此不给我记分。我不想对刘先生说明当时的经过情形，只是说不能代人受过。刘先生很坚持，我也就怏怏地走了。但事后我并不很介意这件事。因为我三年已选了120个学分，少了这6个学分的成绩，还有114个学分。到四年级再修20多个学分，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毕业了。刘先生一直是我尊敬的老师，这件事虽然不愉快，但我能够理解。毕竟他是爱护学生，从严格要求的原则出发的。
社团
社团活动，是联大生活的一个亮点。文学、艺术、诗歌、戏剧、音乐、体育，各种不同爱好的同学各自组成自己的社团，也有为加强同学之间的联谊而集合在一起的，如群社。联大社团活动直接同全国乃至昆明的政治形势相关。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当时联大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根据地下党的指示，纷纷转到州、县隐蔽，多数是在中学里当教员。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许多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身陷孤岛，买不到机票离港。而蒋介石的连襟、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的女儿（即“孔二小姐”），却占用极为稀缺宝贵的飞机，运她的老妈子、洋狗以及大量私人用品。《大公报》揭露了这件事，引起联大学生极大的愤慨，发起了“倒孔运动”，要求孔祥熙下台。这一下触动了蒋介石那根脆弱的神经，立即派大特务康泽到昆明来彻查，并要逮捕积极参与这一运动的进步学生。这样又有少数左派同学离校暂避。由于这两次事件，联大校内的政治空气就相对沉寂起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进校的。当时社团活动基本停摆，歌咏活动也一样消沉。1943年下半年，外文系黎章民同学倡议，邀集12位男同学组成一个“僧音合唱团”，男女声高低音4个声部，各由3个男同学担任，我被编在女高音声部。当然，这只是按乐谱分部来唱，并不像京剧男旦那样要捏着噪子装女声。为什么只有“僧音”，而没有“尼音”呢？因为当时学校里集体活动少，男女同学的交往也不多，所以就没有找女同学参加。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联大社团活动低潮时期的一个情况。1943年下半年以后，下乡的进步同学陆续回来，校内气氛也逐步活跃起来。特别是1944年历史学会主办五四晚会以后，联大校内生意盎然，政治空气日益浓厚。“僧音合唱团”已经结束，爱好歌唱的同学常在一起唱歌，并要求有一个活跃文化生活的组织，于是，到1945年就正式成立了高声唱合唱队，每星期二、五晚上练歌。我们唱的多数是以爱国、抗日、民主为主题的歌曲，如《我所爱的大中华》、《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还有《茶馆小调》、《五块钱》、《古怪歌》、《民主是哪样》等等，也唱一些抒情歌曲，如《红河波浪》、《都达尔与马利亚》、《红彩妹妹》、《幽静的岸滩》，还有洋文歌《A Song of Peace》《Dark Eyed Russian Girl》等等。参加高声唱合唱队的主要是联大同学，也有个别喜欢唱歌的中学生。记得昆明学联举办过一次歌咏比赛，三名获奖者都是高声唱合唱队的，第一名是我们歌咏队最好的女高音陈水莲，第二名就是一位初中二年级女生，第三名则是联大的一个男同学。在一二一运动期间，高声唱合唱队的同学走上街头，高唱《凶手，你逃不了》、《告士兵》、《告同胞》、《安眠吧勇士》等控诉和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歌曲，还向群众教唱《送葬歌》，为四烈士大出殡做准备。当联大结束，复员回三校以后，高声唱合唱队并没有消失，而是分蘖发展了。以高声唱合唱队的队友为酵母，分到北大的，和北方同学一道成立了沙滩合唱团，在清华是大家唱歌咏队，在南开则组成南星合唱团。北京如今还有个老同学合唱团，最初倡议组织并成为合唱团骨干的，也是高声唱合唱队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