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两案”审判的新闻报道
作者：刘回年
式动员并具体分工。因为特别法庭设有两个审判庭，分别审理“两案”，第一审判庭审理江青一伙，第二审判庭审理林彪一伙，报道班子也就随之分为两个组。我是国内部政治组组长，过去搞军事报道，便分配我负责第二审判庭的报道。和我一起搞这项报道的有国内部的徐心华，对外部的周慈朴、杨金洲，军分社的赵琦等。第一审判庭的报道任务重，人员要多一些。在会上穆青作了精彩的动员讲话。他说，我们马上要进入角色，投入“两案”公审的报道。任务很光荣，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有极大的兴趣。要下决心把报道搞好，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他又说，这次报道任务很艰巨。因为我们不熟悉，公审“两案”这种报道过去没有搞过，没经验。要多学习，虚心请教，认真研究，很好地把握报道精神。他还对整个报道提出了总体要求。他说，开庭以后，我们就要理直气壮地报道出去。参加报道的同志要有全局观念，不要忘记全案。与全案有关的，是报道的重点；无关的，放在次要位置。报道中要注意把群众想知道的多写点，站在群众的角度去观察审判现场，要有细节和现场感，不要干巴巴的概念。一句话，一个表情都要留意。穆青还进一步讲了报道的基本设想。他说，公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除了把该报道的都报道好外，还要写篇大通讯，题目是《历史的审判》，把审判现场与罪行结合起来写。要有历史的大跨度。对第二审判庭，要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林彪反革命政变始末。过去很多内幕没有揭露，要通过我们的报道将罪犯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在以后多次研究报道时，穆青又反复强调，希望我们的报道搞得生动活泼，令人信服，符合法律。报道要令人信服，就不能空戴帽子，棍子式的，也不能写成大批判文章，而是要用法律的语言，用事实说话，有现场感。努力做到写的每句话都有根据。每次审判不能公报式地写个结果，要写得引人入胜，要有惊人之笔。
根据新华社总社领导的动员、部署和报道的具体要求，参加“两案”报道的同志迅速移交原有的工作，组织起来投入采访，进入角色。我们去听情况介绍，学习中央有关的指示精神和法律知识，跑公、检、法机关和审理班子……一个武装头脑、掌握情况的准备阶段，很快在报道班子中形成。
为了搞清林彪的罪行，我们到专案组翻阅了大量材料；又到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地，了解他和叶群的腐朽生活；还看了林彪一个秘书写的《毛家湾见闻录》。为了增加对10名在押主犯的感性认识，我们到公安部看了给主犯送交起诉书副本的实况录像。下面是我当时采访笔记本上记载的内容：今天见到了被押后的10名主犯，这些当年大搞反革命活动不可一世的人物，今天在特别法庭派遣人员面前垂头丧气地听着。给主犯送交起诉书副本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先是在秦城监狱，这里有8名主犯。送交起诉书时，法庭两位书记员庄严地坐在主讲席上，对面是主犯站立的位置，两边肃立佩戴武器的法警，主犯依次逐一押了上来，书记员问清了姓名后便宣读法庭和特别检察厅的决定，并将起诉书副本交给被告，叫他签收。签收后，书记员又问被告要不要委托律师辩护。最后是宣读法庭规则。给每个被告送交起诉书的时间大体差不多，约12分钟。主犯出场时各有一番表演，粗略勾画出他们各自认罪的态度。第一个出场的是王洪文，着一身新的蓝色狱服，还是那副模样。他一上场就笔挺挺地站在被告席上，仔细地听着书记员的训话，利索地签收了起诉书副本。问他要不要请辩护律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接着又说：“不必请辩护律师，我自己可以辩护。”第二个是姚文元。他眯着小眼睛，一边细听书记员的每句话，一边在动脑子作回答的准备。问他要不要请辩护律师，他的小眼睛转了半天后说：“这是个新问题，我得想一想。”第三个上场的是张春桥。他身穿旧棉衣，衣领敞开，表情冷漠，昂着头，闭着眼，装出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当书记员将起诉书副本交给他签收时，他恶狠狠地说：“我不收，胡闹!”又说：“我根本不承认你们的起诉，我签收什么起诉书!”第四个上场的是江青，当书记员向她宣读法庭决定时，她用手掩着耳朵装着听不清。问她要不要请辩护律师，她回答说：“我想是要的，因我身体不好，到时讲不了，要请辩护律师帮我讲。”书记员要她写一份委托书，她说：“我得和他先谈谈才行。”第五个上场的是江腾蛟，问他要不要请辩护律师，他干脆答：“不要，我相信法庭的审判。”第六个上场的是邱会作，态度与江腾蛟差不多。第七个是吴法宪。一身肥肉的吴法宪一押上来便显得很滑稽，问他什么，都连连点头哈腰，一副奴才相。第八个是黄永胜，无特色。
另外两名主犯陈伯达和李作鹏因病就医，是在医院里给他们送交起诉书副本的。陈伯达这个“小小老百姓”由法警扶着，有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李作鹏过去戴着墨镜，现不戴了，仍有一股神气劲。他最后说：“你们说了那么多，我记不住，要给我东西看!”
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和了解，这是真正的厉兵秣马，为尽快进入角色，投入战斗作好充分准备。
紧张而充满激情的法庭采访
法庭公审开庭后，我们立即投入到紧张的采访报道中去。
1980年11月29日，我们到现场采访，整整一个下午，亲眼目睹了第二审判庭对主犯黄永胜、李作鹏的公审。晚上回到驻地抓紧写稿子，一直搞到深夜。黄永胜、李作鹏在法庭上尽力狡辩，抵赖罪责，表演充分。根据法庭审判的情况，我们研究除发公审的消息外，还要加写一条庭审特写《徒劳的辩解》，揭露他们在法庭上的丑恶表演。因时间紧迫，我们几位埋头写。穆青他们也在紧张地工作，正审改第一审判庭公审陈伯达的稿子。深夜1点，当我们将稿子写出送去，他们又转过头来处理我们的稿子，一直到2点才定稿发出。为了保证稿子不出差错，我又留下看模写稿(当时新华社还是以模写稿方式发稿)。
当我看完模写稿离开办公室时，已是凌晨3点半了。开庭以来工作紧张，但不觉得累。穆青、郭超人、曾建徽、李峰、孟凡等人和大家在一起，边处理稿件，边讨论着白天的法庭审判，议论风生，气氛融洽，真像作战一样个个充满着战斗激情，劳累也就不觉得了。回去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上午9点，穆青又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研究下一段的报道。
这是粗粗的记载，但确实是当时报道工作的真实写照。在两个多月的“两案”公审报道中，我们始终是在紧张而充满激情中度过的。
参加报道的同志都觉得责任重大，不敢懈怠，个个激情满怀地积极投入。就以我们参加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报道组来说，还在开庭前一个多月就集中起来，住进了二庭工作班子的所在地——西直门招待所。报道组挤在两间房子里，条件很差，但大家顾不得这些，谁也不回家，一门心思搞报道采访，力争高质量完成报道任务。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跑东跑西，找这个找那个，凡需跑的地方都跑了，凡要找的采访对象都找了。目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