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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亲历记
作者：阎明复
团的副团长和部分团员留下参观了。
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刘宁一同格里申的谈话、刘少奇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邓小平同世界工联党员代表会面中的谈话、周恩来在招待宴会上的致词以及中国工会负责人刘宁一、刘长胜在大会上的发言，都涉及到对苏共观点的批评。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运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赫鲁晓夫在获悉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事件后，决定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声讨”中共的“反苏分裂活动、宗派活动”。
对于苏共可能发动的“反击”，中共也有所警惕和准备。1960年6月10日到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要充分做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在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充分准备没有坏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团长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在这次会议结束前，中央决定由彭真代替原定的柯庆施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同时参加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兄弟党的“会晤”。
不出所料，6月17日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途径莫斯科时，与苏共领导人柯兹洛夫等进行了会谈。柯兹洛夫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无理指责，并拿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说事，指责中共领导人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谈话以及同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代表的谈话是“把两党分歧公开化”、“企图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背后分裂国际共运”。彭真就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阐明了中方的观点，指出了同苏共的分歧，并说明中方同世界工联的党员代表交换意见是针对工联内部的问题表明我党中央的观点。
6月22日晚，彭真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会谈。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大部分时间是指责中共。如说中国“在工会会议上进行反苏活动真是闻所未闻”等等。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安德罗波夫把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送给中共代表团。通知书有中文译文，共84页，对中共进行了全面攻击，说中共在世界工联理事会议上公开号召反对苏共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在背后搞“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说刘少奇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的谈话是在挑拨阿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并为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进行辩解，对中共进行指责。
针对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一些其他兄弟党代表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问题上对中共的指责，彭真回答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报告草案中对自由世界的表达没有加引号，而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奇迹全都打上了引号。这等于反对中共的总路线，干涉中国内政。彭真指出，为解决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期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经刘宁一和格里申商定，约请17个国家的代表交换意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在通知各个代表团的代表时，7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没有被通知到。鉴于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决定利用聚餐时间，来说明中共对这些分歧的观点。邓小平本想讲五个问题，但因身体不好，只讲完第一个问题后，就去休息了。为此，格里申拒绝再听下去。最后，中共没能讲明对有关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其他问题的观点。中共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就一系列国际形势问题确实交换了意见，但不能说中共在反苏共斗争中想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薄弱环节拉到自己方面来，说这就是企图改变苏共中央现在的领导，等等。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动的对中共的“突然袭击”遭到中共代表团理所当然的反击和朝鲜、越南、日本、印尼等兄弟党代表团的抵制，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严厉批评。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断然采取了撤专家、毁合同的手段，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苏中两国的国家关系上来。
布加勒斯持会议结束不久，苏共中央于7月13日至16日召开全会，科兹洛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兄弟党代表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若干原则问题上所持错误立场的报告》。在报告中，科兹洛夫对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情况作了描述，对中方进行了指责。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了赫鲁晓夫采取的恶化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
此后，在1960年9月举行的中苏两党谈判、lO月举行的26党代表的起草委员会和11月举行的8l党代表的会议期间，苏共继续利用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指责中共在进行反对苏共的“分裂活动”、“派别活动”，企图发动整个国际共运来谴责中共。
针对被苏共大肆宣扬的所谓世界工联北京会议事件，邓小平1960年10月10日在26党起草委员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四国首脑会被美国破坏了，随着发生了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事件。围绕这个事件的争论，实质仍然是在于究竟要不要在工人运动中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和莫斯科宣言的方向。在当时，仍然拒绝谴责艾森豪威尔和仍然认为帝国主义可以援助落后国家，确实使人格外惊异。为什么有些同志不看到问题的这个主要方面呢?为什么苏联同志能够在报刊上、在酒会上大喊大嚷地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并且在一些兄弟党内进行一系列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而中国同志不可以在少数兄弟党负责同志的场合内交换意见呢?同志们可以不同意我们的文章，也可以不同意我们对工联组织中负责同志所说的一切，我们愿意对这些进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无论如何，这决不能成为召集一次正式发动反对中国党的国际性运动的会议的理由。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布加勒斯特会议本来是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局势交换意见的一次兄弟党会谈，结果却突然变成了一次一部分兄弟党经过事前预谋，共同激烈地、全面地谴责中国党的会议。经过这次会议，苏联同志把去年9月以来的反对中国的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国际性的阶段，正式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不要和平与和平共处、搞民族主义和派别活动的阶段，把思想争论扩大成为国家关系的危机的阶段。
邓小平的这一段话，实事求是说明了在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期间中国同志所以同少数兄弟党负责人交换意见，是由于对当代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团和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起，终于取消了会议声明草案中谴责中共的所谓“分裂活动”、“派别活动”的提法。同时在中苏代表团达成妥协方案后，中共代表团表示，中共决定从国际群众团体中撤出中方代表。
邓小平向苏斯洛夫转达了中方的决定：鉴于前一时期中苏之间的分歧往往引起国际群众团体的争论，而群众团体的争论又加剧了已有的分歧，中共决定撤出中国在所有的国际群众团体的代表。当时由国内派往世界和大的代表正途经莫斯科，将赴维也纳接替任期已满原驻会的中方代表。刘少奇、邓小平获悉后决定请他们同驻和大的中国代表一起回国。杨尚昆在1960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当然，我们也应十分的谨慎从事”，言简意赅，意味深长!
可以说，世界工联北京会议是中苏关系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