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
作者：李家骥 杨庆旺
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确有这个人。武训办学，也确有这个事。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
在堂邑，我记不得哪个村子了。江青和一个老太太唠嗑，老太太哭了，江青也跟着哭了。老太太说：她们家有个孩子上了武训办的义学，上学期间被有钱的人打伤了，因伤重，又没钱治，就死了。对这个老太太家江青很同情，也很有感触，她两次对我说到这件事。她感慨地说：“办来办去，还不是为富人，为剥削阶级服务。”
杨庆旺：李老，关于《武训传》调查公开发表过不少材料，几个关键人物的文章我都读过。有的材料上说：“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堂邑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异口同声一讲武训的好话，后来经县里工作人员打招呼，才改口说点武训不好，有的人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所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有的文章这样写道：根据1951年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武训历史调查团的工作人员)司洛路同志回忆，当时的人们，包括堂邑县长赵安邦，知道“李进”就是江青后，就都不再对调查团说武训正面的话了。还有的说：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20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据你所知是这种情况吗?
李家骥：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江青服务，不是去调查武训的历史。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发现。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杨庆旺：我很赞成你的这种态度，实事求是，知多少说多少。你虽然没有完全回答我提的问题，却提供了重要情况，对研究这个问题也是很有价值的。接着谈谈往回返的情况吧。
李家骥：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会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汇情况，提意见，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仅两天时间不可能写出定稿，只能“堆”起来，还要多次讨论修改。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7月18日回到北京。在济南，调查团——主要是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仍然很忙，他们又讨论过材料，尤其是两位执笔人更累，无暇干别的事。江青在这天晚上，办了一件私事——会见了她的曾当过警察的哥哥。也许她很多年未到山东见这位哥哥，虽然这位哥哥历史不是红色的，毕竟有血缘关系，来到了济南不见面不大近情理；也许是不便过于亲近和时间太紧张，她与这位哥哥见见面就分手了。
杨庆旺：你们风尘仆仆，来去匆匆，来去20多天，很是辛苦。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么事儿?
李家骥：对于这次调查，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而归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她的胆囊炎犯了。江青和袁水拍向主席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主席对江青和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汇报后江青就休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江青平安回到北京，对我来说就算胜利完成了任务。调查团写了一个很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据说这个材料主席亲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出了小册子。武训历史的调查和这个调查材料的发表，使讨论(说批判更准确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调查过程中对江青的印象
杨庆旺：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完全否定了武训：“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有的文章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把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对这种结论你当时知道吗?当时江青怎么想的?
李家骥：在调查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后的结论，我没有参与材料的研究，也不知道这些结论性的观点、语言形成的经过。我知道这个结论也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后。江青当时怎么看待武训，我与江青没有正式讨论过，她也没有正式向我说过。但在调查中，我听过她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时说过的只言片语，这一点在前边已述及。
杨庆旺：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主席、江青批判电影《武训传》，已经50多年了。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场批判，现在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提出不同看法(当时也有不同看法)。据后来很多专家和作家在写到江青所以积极参与这个批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个人恩怨，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家骥：批判《武训传》和武训历史调查，作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历史问题，以党的最新决议为准，个人要服从组织，我本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专家，没有多少发言权。至于江青为什么要积极主张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这与她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个人恩怨，以及与赵丹等也有关系，说实在话我们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这类问题是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大可能往这上想。我们全部心思是做好党组织和主席交给我们的每项具体工作。
杨庆旺：我们把问题扯得远了一点，还是回到与你的身份和亲历有关的问题来吧。我们把江青当做你这次公出的服务对象，你对江青是怎么评价的?
李家骥：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好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在济南丢了袜子，也只是“提醒”我，而没发脾气，这是没想到的。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的毛病，这次调查中没发现这个毛病。总之，一切很顺利，当时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以为又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和后来发生的情况与新认识，这属于另一类问题，不是这里谈的内容。
(选自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领袖身边十三年——毛泽东卫士李家骥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题目和文内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略有改动和删节)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