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

作者:李家骥 杨庆旺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批判电影《武训传》初起时,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做实地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进一步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曾随江青参加了武训历史调查,并在最近回忆了这一过程。现将李家骥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的情况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主席点将,随江青参与武训历史调查
  
  杨庆旺:新中国成立初期,你亲身经历了与江青有关的两件事:武训调查和湖北土改。有关这两件事的情况尚属空白点。你给我们谈谈你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的情况好吗?
  李家骥:1951年2月25日,《武训传》电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报上也进行了宣传,大部分赞成这个片子,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并没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后来看这个片子的。
  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对主席说:“有个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个片子怎么样?”
  江青把影片情况作了一个简单介绍:这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
  两三天后是一个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这个电影,同时看这个电影的人不少,包括孩子们。我和警卫班的人除值班的也都看了。看后大家议论纷纷。
  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给主席几本杂志,我接过来,里边有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当时我还不知道,按往常一般做法放在主席的办公桌上。
  这时江青从中宣部文艺处上班回来,她也找这几本杂志。我说田秘书刚送来,主席还没看呢。她说我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江青一本一本地翻了个遍。
  她对我说:“让田秘书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
  第二天我把江青的意见转达给田家英,田家英为难地说了一句话:“这么多,怎么办!”稍停田秘书对我说:“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
  “行,但我怕搞不好,从来没干过这种工作,不知怎么做。”我对田家英说。
  “这好办。”说着他又给我讲了一通怎样剪报纸。
  从此,我又多了一份工作——给主席剪报纸。
  到4月末5月初,关于评《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我把这些专题性的文章放在主席办公桌上,供他阅读,使他不用在各种报刊上找这方面的文章,节省了时间。
  一天,江青找我:“家骥,最近你给主席剪的报纸很有用,为我们分担了困难。这些文章主席要挤时间看,有时我先看。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两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我把江青的想法告诉了田家英,田家英想了想说,那就选主要的文章也给她一份。
  杨庆旺:当时你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训传》了吗?发现有什么迹象吗?
  李家骥: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训传》,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训传》,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过。但毕竟天天翻报纸和刊物,并查找和剪裁关于《武训传》方面的文章,所以对这部片子的社会反响还是有一定了解。在剪裁的文章中,开始肯定这部电影的多,后来就出现了批评的文章。越往后来批判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4卷2期发表了杨耳的重要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的杨文,并将题目改用问句标示,更具有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药味。我只知道江青和主席很关注这件事,如让我这个卫士搞关于评论《武训传》的报纸剪裁,而且每人一套等等,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至于主席和江青为什么要批判这部电影和怎么组织的文章,我不清楚,作为卫士是无权参与这类事的。
  6月19日或20日,汪东兴找我:根据主席意见让你跟江青公出,是到农村,你的任务是安全保卫,我们一共去五六个人,由申虎臣带队。他没说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走,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属于打招呼性质。申虎臣当时是警卫处的科长,后来我知道了同去的还有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几天后,申虎臣找我们几个人开会,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和生活,要有吃苦准备。同时让我们把手头工作安排好。事后他又对我说:“这次公出是跟江青到山东搞武训调查,大约二十天时间,我们几个人具体负责保卫,轮流值班,你侧重负责生活。”这时我才心中有数。接着江青又找我,问我申虎臣是不是已向我明确了任务,我说明确了,让我负责生活方面的事情。我又问江青:走前要带什么东西,还做什么准备,请指示。江青很严肃认真——看来她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对我说:“越简单越好。主席要求很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这是江青对我交代的工作性质、任务和应注意的问题。我负责什么更明白了。于是我马上着手外出的准备。因为到主席身边一年多了,对江青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了,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进城后出国治病时,江青用主席的稿费做了裙子、哔叽外套,当时这是好衣服了,可当做“礼服”看待,给她带上,又带上她的几件内衣和平时穿的列宁服。列宁服,是在陕北时做的,在西柏坡和进城后都经常穿,这是当时革命队伍中女同志较流行的服装,也带有“革命”的象征意义。“礼服”只在去济南的路上穿过,离开济南她都是穿的灰色的“工作服”。很快,我给她找好了衣服,放在了她的小皮箱里。江青有两个皮箱,一个是到苏联治病时制的,是新的;一个是旧皮箱,据说是在上海时制的,她到延安时就是带的这个箱子。凡外出,一般她就带这两个箱子。这次带的衣物少,加上书和材料,箱子都没装满。我把准备带的东西拉了一个清单,请她过目,她表示同意。走前的准备完成了。
  杨庆旺:李老,你也说过江青不好侍候,你没想江青为什么让你和李德华跟随她到山东,走前江青没给你们特殊交代什么吗?
  李家骥:按一般工作规律看,一组出的两个人肯定是江青点名要的,至少是她同意的。让我和李德华跟她去在当时是意料之中的。我到主席身边一年多,对业务比较熟了,曾经相当一段时间我以为江青服务为主,江青对我的工作满意,而且又随主席访苏,单独执行任务数月时间,主席满意,还受到表扬。李德华在警卫班也是老同志了,他不仅熟悉业务,而且善于处理复杂问题,主席和江青对他的工作也比较满意,多次单独执行任务。而且我和李德华一起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很默契,让我们两个执行任务打心眼里高兴。走前,江青又专门把申虎臣、我和李德华叫去,重申了这次任务和注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