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高莽的俄苏文学不了情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就这么简单，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我翻译的是有进步思想、有革命思想的东西，是给我们广大的劳动人民看的。所以就坚定了我的信心，后来我的笔名就改成了乌兰汗。
与戈宝权会见之前，高莽曾用过一个“何焉”的笔名，表达了自己心中的迷茫；会见之后，高莽起了一个新的笔名：乌兰汗。这是蒙古语，寓意是要当一个红色的中国人。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文学艺术充实着中国年轻一代的精神生活，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读苏联的书籍，成为了当时的风尚。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激情。
记 者：那个时候的苏联，对于中国人来讲，就是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一个想法：苏联老大哥。
高 莽：就是，当然这里面也有些是错的。它是老大哥，又不是老大哥。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一次，作家协会的主席茅盾和他们作协的负责人苏尔科夫谈话。在谈话的时候，茅盾说，我们《世界文学》杂志准备要登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 而在苏尔科夫的思想中，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敌对的概念，所以他说，你登《老人与海》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鼓励个人主义，鼓励个人奋斗，等等。当时茅盾就说，不见得。他说，我认为这个作品是好的。后来我们很快就登出来了。过了很多年以后，苏联才把这个登了。
记 者：那个时候作为个人来讲，对苏联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
高 莽：也是不同的。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到苏联去的时候，你想想，社会主义苏联，多光明呀。我们作为外宾，人家是尽量地使你满足。你要什么有什么，你希望什么有什么，可是老百姓确实是非常苦的。我觉得俄罗斯人挺纯朴、挺单纯、挺善良、挺友好、讲义气，不过也好喝酒，或者其他生活方面有一些我们看不惯的事情，但是他们能够培养出那么多的大人物，我不讲政治的，就说文学艺术方面，有多少大家啊！
记 者：文学、音乐、绘画领域都有世界级的人物，都是大人物。
高 莽：当然，我们现在看的大人物，有的西方不承认，像列宾，西方根本不承认这么一个大画家。其实从真正的群众的角度、群众的观点来看，他们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劳动者服务的，像《伏尔加河的纤夫》那张画，你说没有那种生活，不表现那种生活，你哪知道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高莽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向中国读者介绍世界优秀文学作家和作品。在担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期间，他主张杂志尽量多地介绍国外新的文学流派和有代表性的新作品，为读者带来更多、更新的世界文学营养。早在1987年，《世界文学》就将德国著名作家、《铁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介绍到中国，不仅介绍了作者的小说，还介绍了格拉斯论文学、格拉斯访问记、格拉斯小传、格拉斯绘画艺术以及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而当时该作家在国外文学界还备受争议。1999年9月30日，君特·格拉斯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仅从这件事，就能看到高莽对翻译介绍世界文学的前瞻性眼光。
所幸我没有见她，如果见她，
我还会用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女诗人
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公寓里，我们听到了一首陌生的俄文诗歌，这是高莽在朗读他最喜欢的一位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安魂曲》里的诗句。阿赫玛托娃，生于1889年的俄罗斯，被公认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人们把她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相提并论，称她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她一直坚持俄罗斯古典抒情诗的传统，主张艺术至上，因而受到苏联政府长期的批判和排斥。
1946年8月，高莽突然接到了一个翻译任务，其中涉及到阿赫玛托娃。
高 莽：当时我在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让我翻译那个联共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列宁格勒》和《星》两个杂志的决议。决议批判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点名特多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左琴科，一个是阿赫玛托娃。我就翻译了，不仅翻了，而且我完全接受了他们决议的思想。比方说，把阿赫玛托娃看成是一个荡妇，一个从尼姑院跑回来的尼姑。这个认识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1954年，我和作家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和阿赫玛托娃住在一个旅馆里。所幸我没有见她，如果见她，那个时候我还会用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女诗人，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人。
记 者：1954年的时候，在苏联她也没有得到平反？
高 莽：她已经平反了，因为她的名气太大了，影响太大了。那个时候苏共中央对她的批判让人家不服气，没法服气，所以不能不选她做列宁格勒的代表。
记 者：但是并没有完全地给她平反？
高 莽：平反了，但不发表她的作品。
阿赫玛托娃命运多舛，第一任丈夫1921年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处死，独生子成年后两次被捕入狱，1966年，她在忧患中去世。这位喜欢吟诵女人隐秘感情的诗人，作品曾长期被禁止出版。
1946年的《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把阿赫玛托娃骂得一塌糊涂，说她是“混合着淫声和祈告的荡妇和尼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禁书开放，高莽在北京图书馆借到西方出版的阿赫玛托娃原著，一看才发现，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毫无荡妇的影子。尤其是读了她的长诗《安魂曲》之后，更感到她是一个非常富有正义感的诗人。
组诗《安魂曲》是阿赫玛托娃在极度苦难的时候写成的。她去监狱探望儿子，站着等候了300个小时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呼喊了十七个月，召唤你回家，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一切永远都乱了套，我再也分不清，今天谁是野兽，谁是人。
这些诗句让经过了世事变迁的高莽受到极大的震撼。
后来，高莽曾经这样说：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让我重新认识了苏联诗歌。多少年后，我在一首诗中写过，阿赫玛托娃是“母亲中最可怜的母亲，妻子中最不幸的妻子”，“背负着沉重的黑色十字，跋涉于凄风苦雨的人世，寒霜打僵了她的心，烈火烧尽了她的诗，她变成了影子，影子也得消逝……”
高莽觉得自己愧对阿赫玛托娃，因为当年他曾经翻译过联共（布）不切实际的决议和报告。为了表示这种愧疚的心情，他后来专程去凭吊了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墓，并写文章悼念他们。
高 莽：坟就是一个普通的土坟，什么也没有。但是坟头上是一个大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旁边是一个两面的墙，有一人多高，是用石头垒的，墙上挂着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当时有一个老汉在她墓前走来走去，他问，你需要我来讲解吗？苏联有很多这种志愿者，他也不需要钱，他就希望能跟你谈一谈这样的事情。
记 者：我们去俄罗斯也碰到过，非常热情而且也非常自豪。
高 莽：我就说，请您讲一讲吧。他就讲了，阿赫玛托娃是一个忠实的教徒，那个墙象征的是一个监狱。这一下我懂了，她曾经在自传里面谈到，我死了以后，如果要立碑的话，不要在海边上，就是在我生长的地方立碑，也不要在其他地方立碑，请你在监狱前边立一个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