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高莽的俄苏文学不了情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高 莽：对。《安魂曲》的话，用中文说出来感觉特平常，但是俄文听起来挺感人的。
记 者：您刚才说您觉得很对不住阿赫玛托娃，其实您只是翻译了一个苏共的文件而已，而且那也是您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的一个任务，照说您不至于对不住她。
高 莽：每个人的感情不一样。也许是我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我觉得我参与这么一件事情，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还有下乡，
这一系列的活动就根本跟
俄罗斯苏联的文学不搭界了
1959年9月30日，当时刚刚结束访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中国最高领导人到机场迎接。谁也没有想到，这友好的氛围背后，竟隐藏着一场危机，由于政治上的严重分歧，这次会见之后，中苏关系宣告破裂。
记 者：那个时候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或者心态呢？因为实际上，您对俄罗斯的感情一直是很深的。
高 莽：我对苏联的感情是非常深的。那时候，就从中苏友好协会调出来了，用不着了，像我这样的翻译用不着了。
记 者：不用翻译苏联的东西，俄语用不着了？
高 莽：在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杂志上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可能还有一点，苏联的作品就根本没有。后来越来越厉害，就成了“苏修”的作品了。
记 者：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高 莽：我那个时候恐怕还是相信……
记 者：接受了。
高 莽：对。觉得他们就是不行。但是有些作品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坏，可是也不敢说呀。我敢和谁说啊？说了就完了。还有“文化大革命”，还有下乡，这一系列的活动就根本跟俄罗斯苏联的文学不搭界了，关系也没有，人也没有来往，什么都中断了。
风云变幻，十几年的时间，中苏关系由亲密无间转向冷漠无情，甚至意识形态的敌对。高莽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1962年，他被调离中苏友好协会进入世界文学杂志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那时，画画成了他的主要爱好，劳动之余，他画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战斗生平。
高 莽：那个时候我准备画50张。因为我当时有病，我以为我活到50岁就结束了。可是我画的时候画多了，画成57张了，所以我就估计可能还能多活两年。
记 者：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只能活到50岁？
高 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身体挺不好的。我身体一直不好，我起的这个名字叫乌兰汗，都跟身体有关系，因为我特别羡慕蒙族那种剽悍、强大、粗犷的精神，所以我就起了一个蒙族的名字。我小时候挺瘦小的，我听我爷爷、我妈妈他们讲，我小时候老掉坑里去。
记 者：那时候还真是想成为一个画家了？
高 莽：不是。那就是没事，因为不让你看外国文学书，苏联的书更不能看了。所以只能够看毛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回忆录我觉得挺感人的，写了很多普通人的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神圣得不得了、不可触及，而是很有人性的东西，所以我就画了57幅。我记得我把马克思夫人燕妮的衣服都画成藕荷色的，藕荷色是我爱人喜欢的颜色。
高莽对绘画的兴趣从小就很浓厚，他的绘画水平十分专业，但他却谦虚地把绘画创作看作自己的业余爱好。他曾学过油画，后因妻子对油画的调料过敏而放弃，改画钢笔画和水墨画。他的画作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普希金博物馆、高尔基故居纪念馆、日本井上靖纪念馆、法国巴尔扎克图书馆、欧洲及拉美的一些纪念馆广泛收藏。高莽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文艺界的前辈，因此也有机会为这些文学艺术界大师画肖像和速写，茅盾、巴金、冰心、胡风、丁玲、艾青等都成为他的“画中人”。很多“画中人”在看过他的速写画像后，还即兴在上面题字签名留念。
最让高莽觉得有趣的一次是为巴金画像。1981年巴金去法国访问路过北京，约高莽到饭店见面。高莽便带着事先画好的一幅巴金水墨肖像赶去，请巴金给画像题个词。巴金说自己很少用毛笔写字，怕写坏了，没答应题词。但在谈话中，巴金却突然起身走到桌子前展开画卷，向高莽要毛笔，在画像的右上角挥毫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1989年巴金85岁大寿的时候，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巴金传记片，就是用高莽为巴金绘的这幅水墨画像作片头的。
如果他们没有那种经历的话，
也不可能产生这些伟大的作品
因为工作的关系，高莽有很多机会踏上俄罗斯的土地，而每次访问，高莽都会情不自禁地去俄罗斯名人的墓地走一走、看一看。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参观了50多位俄罗斯名人的墓地。2000年，《灵魂的归宿》出版，它凝聚了高莽几十年来对俄罗斯名人死亡的思考。
记 者：您非常热爱生活，生活得也非常乐观。但是我看您写的俄罗斯的墓园, 好像那个感情却是非常深沉的。怎么理解这两个层面的东西呢？
高 莽：我第一次到俄罗斯墓园里去的时候, 我简直以为我不是在墓园里, 而是在花园里。有一条大的平坦的路, 旁边就是分成小岔, 然后就是不同的墓，有墓碑，所以在一个墓碑前你会想到好多事情。
像契诃夫的墓，是一个小庙似的，一个白柱子，上面一个三角铁，上面写了几个字。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顾一阵，想再追忆一些他的事，再听听他讲过的话：“人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庄园，而是整个地球，全部大自然，在那广阔的天地里，他可以展示自己的自由精神的全部品质与特性。”
最朴实的墓是托尔斯泰的墓。你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么一个大文豪，就是一块平地上鼓起来的这么一个棺材似的土坟。上面撒了一些花草，什么也没有。没有十字架，因为他被宗教开除了教籍；没有碑铭，什么也没有，就是那么一个土堆。
记 者：就像托尔斯泰的墓一样，从这些伟人、作家的墓上，您能够看到这个人吗？
高 莽：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托尔斯泰耕地》那幅画，就是托尔斯泰赶着一匹马，马在拉着犁耙，是列宾画的。
记 者：我看过这幅画。
高 莽：咱们现在看的托尔斯泰在耕地，多么接近土地，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当时他老婆、他闺女，都不许公开发表这幅画。她们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贵族，怎么能这么一个打扮，去干活去呢？你也太不像贵族了，太不像一个伯爵了。
记 者：看这个墓园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他们的死亡本身也是一件很让人特别震撼的事情？
高 莽：那当然了，没有几个是很安详地去世的，因为他干的这个行业，从事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本身有好多是要跟社会发生矛盾的。他要揭示一些社会黑暗面的东西，所以这些人，不管是普希金的决斗，还是莱蒙托夫的决斗，都是这样的。到后来，像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叶赛宁自杀，都是很痛苦的事情，都是在悲伤里边度过的。我觉得，他们从事的文学艺术创作工作，既是非常高尚、震撼灵魂的工作，但又是一种比较危险的行当。
高莽在《灵魂的归宿》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觉得亡者未亡，他活着，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体验和触摸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和灵魂，高莽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俄罗斯。他感受过它的呼吸，记忆中留下了这个国家的一些角落、一些人和一些往事。
记 者：您觉得应该如何界定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性格？很多中国人都受到了俄罗斯的影响，好几代，至少有三代人，一百年的时间。
高 莽：我觉得俄罗斯民族很多地方可能跟中国人有点相似，长期受压迫，长期处于这种被压迫的状况下，另外它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他们开阔的胸怀，俄罗斯的一些大作家都是贵族。这些贵族，因为动了脑子，经历了好多事情。
记 者：这些贵族就从托尔斯泰开始算，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同情心，很深重的一种使命感，或者是宗教感。
高 莽：这可能受到沙皇时代的专制对革命者的迫害的影响，所以好多人，像赫尔岑，他从小就恨沙皇，他继承了贵族的头衔，但他本身却不是个贵族，他从小就反对这种虚伪的生活。他的名字赫尔岑就是德国话，心的意思。如果他们没有那种经历的话，也不可能产生这些伟大的作品。
高莽目前正在画俄罗斯19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肖像。他让这位擅长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进行震撼人心的描写的作家站在一个十字架下，手持一支蜡烛。高莽希望每个人都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内心不被扭曲，经得起灵魂的拷问。
2001年九十月间，高莽以75岁高龄沿伏尔加河进行了一次旅行，他说：我大半生从事俄苏文学翻译，到苏联（俄罗斯）去了无数次，但大都只去城市，很少去乡村。俄罗斯文学博大深厚，它既来自祖国苦难的俄罗斯人的遭遇，也来自富饶辽阔的俄罗斯大自然。土地总能给灾难中的民族带来新的生机。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俄罗斯文学那样，始终缠绕着对自然、对土地的眷恋……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