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高莽的俄苏文学不了情
作者：本刊特约记者
她就拉着我们两个人的手说：
我是你们的媒人
著名电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重残盲人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影片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青年参与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参与重建国家火热斗争的故事。
1946年，一位20岁的青年看到了话剧《保尔·柯察金》俄文原著，这是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受到强烈震撼，随即把它翻译成中文，并很快出版发行。这位年轻人就是高莽。
1947年，这部话剧被哈尔滨教师联合会剧团选中公演。饰演冬妮娅的演员孙杰，为了体验和了解剧中人物，来到了高莽工作的单位——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
高 莽：当时单位正好没人，就由我来接待了。我把我所了解的情况都告诉她，比如那时俄国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或者家里有什么摆设。我还记得，我有一个石膏做的列宁像就让她拿走了。我们中苏友好协会经常举行舞会，她也经常去参加舞会，就这样熟起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她问我是不是团员，我说不是，好像她挺瞧不起我的。
记 者：那时候您多大？
高 莽：22岁。后来演出特别成功。虽然布景、化妆都很差，但毕竟是第一次在中国舞台上出现了这么一个新人物保尔·柯察金。当时还举行了一次庆功会。庆功会的时候，一位延安来的老同志，既是我们友协的负责人，又是剧团的负责人，他就讲，这个剧本是小四翻译的。
记 者：说这本书是小四翻的？
高 莽：对，小四是我的小名。那时候她才知道是我翻译的。
记 者：您为什么一直没告诉她？
高 莽：没有。那时候我也没想我翻译这个剧本立了什么功，根本没有这种想法。
因为保尔·柯察金，高莽和孙杰从相识到相恋，最终结成终身伴侣。1949年，孙杰先到了北京，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这期间，高莽到了沈阳东北中苏友好协会工作，于1953年调到北京中苏友好协会做口语翻译。同年，高莽与孙杰在北京中苏友协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赵丹、白杨、金山、张瑞芳、孙维世等都在婚礼红绸上签名祝贺。
1956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赖莎来中国访问，她在全国各地青年中做了多场报告，高莽为她担任翻译。当赖莎得知高莽译过《保尔·柯察金》，而他们夫妇又因演《保尔·柯察金》相爱，就让高莽一定要带孙杰来见见面。见面时，赖莎紧紧拉着高莽夫妇的手，打趣说：“记住，我是你们的媒人。”她送给他们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双目失明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躺在病床上，而赖莎亲密地守护在其身边。赖莎工工整整地在照片背面写了一句话：“祝你们像尼古拉微笑那么幸福。”
高 莽：我记得是过年的夜里，好像是戏剧学院还是电影学院举行晚会的时候，她说你一定把你爱人带来，我就带去了。她就拉着我们两个人的手说：我是你们的媒人。然后给了我们一张照片。她告诉我们说，照片上写了我们的名字，希望你们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微笑那样永远幸福。
高莽和孙杰两人同属虎，所以家里到处可见布的、泥的、毛绒的玩具老虎。杨绛等几位前辈和好友为这个家题写了“老虎洞”三字。现在，比他大一个月的妻子眼睛失明已十余年，高莽一直悉心照顾着她。高莽的家里还挂着一幅华君武的漫画，画上两只老虎亲热地依偎在一起，其中一只用双爪蒙着眼睛，旁题曰：“不是害羞，是点眼药的恩爱。”
俄罗斯文学是无形中
在我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
1898年，中国满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合作修筑一条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使大量俄罗斯移民进驻哈尔滨，哈尔滨成了一个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情的城市。在这里，高莽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光，也因此与俄罗斯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当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时，高莽总是说：我就是吸吮哈尔滨的母奶长大的。我对故乡城市充满了爱，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形成了我的审美观念，正是这儿，成了我从事文化交流与民间友好事业的起点。哈尔滨的特殊环境使我理解了民族之间必须友好相处。在哈尔滨的学校里接触了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它那先进的民主思想、对劳动人民的深情、对自由的向往，像甘露一般滋润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心田。
记 者：小时候，您在哈尔滨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在俄罗斯的侨民当中生活，包括学习、上课，都是在他们的环境当中，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高 莽：那个时候已经是日本统治时期了，哈尔滨已经是一个殖民地了，变成了伪满洲国的一部分，还整了一个皇帝，我们就变成了亡国奴。这给我一个非常坏的印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总是不愿去回忆这些东西，而是回忆那美好的一面。那美好的一面就是俄罗斯的文化对我的影响。我的学校叫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学校里面，主要的老师是俄罗斯人，同学以俄罗斯的孩子为主，也有其他民族的孩子，像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犹太人等等，好多好多的民族。
记 者：东方小巴黎吗？
高 莽：咱们把它叫做小巴黎，可是巴黎人不这么叫，他们看不起这个称呼。
记 者：对。
高 莽：所以在那个时期，同学们在一起并没有分你是拉脱维亚人，他是犹太人，没有这种区分的概念。大家讲话都通用俄罗斯语言。
记 者：讲俄语？
高 莽：上课讲的是俄罗斯文学，无形中在我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所以我后来搞文化交流，或者搞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并不奇怪，它是很自然地延续下来的。
伪满的时候，当翻译的都是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的，我说我怎么能干这个？
从17岁第一次翻译并公开发表屠格涅夫晚年写的《曾是多么鲜多么美的一些玫瑰》算起，高莽的译龄已超过半个世纪了。
但最初，他并不愿意从事翻译工作。因为他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东北长大，面对当时的现实，特别是看到奴相十足的“翻译官”，十分厌恶。在高莽的印象中，翻译就是给别人服务，替统治者做事。
1945年8月15日哈尔滨光复，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高莽在友协的报社工作，常常翻译些俄苏的诗歌散文，当时用过至少七八个笔名，其中一个名字是“何焉”。他常常在反问自己：“我不喜欢做翻译，为什么还在做？”
1949年初，在苏联文学研究领域中很有影响的戈宝权路过哈尔滨，想和当地的俄苏文学翻译者、研究者见见面。与他的一次谈话使高莽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高 莽：新中国成立前夕，戈宝权先生到俄罗斯接收国民党大使馆，路过哈尔滨。到哈尔滨的时候，他看到报纸上有很多研究俄罗斯文学、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的人。他就开了一个单子，跟有关单位联系说，是不是请这些先生在一块儿谈一谈俄罗斯文学的情况。当时我知道戈宝权这个名字，如雷贯耳，知道他是搞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大家。后来领导通知我去开会，我就按时去了。
去了以后，到点了，戈宝权就有点奇怪，他说哈尔滨人怎么不太守时间呢，到点了人还不来？我问还有谁，他拿出一个单子，当时我就懵了。我胆胆怯怯地讲，您开的这个单子的名字都是我一个人。那时候我用很多很多的笔名，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