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父亲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后
作者：柯六六
陈独秀在回信提出了下列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 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 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
1920年10月5日，父亲在南京给爷爷写信说：“我于本星期五即十月八日将要到上海去。因为陈独秀先生写信来喊我，并说有要事待商。（这事尚宜守机密）。”
父亲遵陈独秀嘱来到上海后，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国的华裔俄共（布）党员杨明斋做介绍人，加入创立不久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父亲回到南京，和另一位同期入团的同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团小组，发展了两三位团员。
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父亲更加关注大众的疾苦。1920年11月1日，他在家信中写道：“近来此地安徽的学界，正从事运动改进皖事;我想我们安徽，或者因此要好起来，这真是全皖父老兄弟的幸福呵！”“现在因为有几家报馆托我调查各处商徒的生活，我现想把歙县商徒的生活写出来给他。”
1920年11月27日，父亲自浙江昌化转寄给父母一封信，谈及日后准备出国的计划：“现已决定明年三月起身，故男拟于阴历十二月半回家一次，料理一切，以便明春动身也。男因深信无学术不足生存，且深知中国现状之危急，故决意出国，冀稍得他国之优点及他种技能用以救国立身耳。”“男本想安心求学，然因经济关系，令男不得安心求学，故时作各种文字投诸报馆博得少数酬金以补日常衣食之不足”。“虽然男作此等文字惟为经济关系，然于学问方面亦有很大裨益，因男系研究社会学者，故社会之各种状况均是一种良好学问，不容不细为研究也。”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受到熏陶
为了培养干部和输送优秀青年到苏俄学习，由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驻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对外公开招生的外国语学社，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并负责行政事务。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六号的门口挂起“外国语学社”的牌子。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种，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当年，渔阳里弄堂口一间小小的烟纸店里坐着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严密监视着从六号外国语学社进进出出的人们。这些人除父亲之外，还有许之桢、罗亦农、梁柏台、蒋光慈、韦素园、吴葆萼、任弼时、任作民、肖劲光、刘少奇、何今亮（汪寿华）、曹靖华、李启汉、李中、王一飞、彭述之、卜士奇、彭澎（非广东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领导人彭湃）、华林、傅大庆、丁玲、韩慕涛、周伯棣、曹平、蒋热血、韩平，等等。他们大多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或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推荐而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离开学校或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之后被介绍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学生少时有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
外国语学社的设备极其简单，教室有几排深色的课桌和本色木长凳，一块大黑板端端正正地挂在雪白的墙壁上。在这间不大的教室中，坐满了十几岁、二十岁出头涉世未深的青年，他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勇敢热情，用各地的方言谈论着他们热切关注的问题、急欲弄明白的道理和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关上这幢石库门房子的大门，便把黑暗社会的污浊与苦难阻挡在门外。尽管学生们吃住条件十分艰苦，但在这幢房子里充满着清新与欢快，新奇与信心，争论与思考。他们每一天都能感受到与昨日的不同。
这里的学生半天上课半天自修。外国语学社的主课是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俄语由杨明斋、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夫人）、王元龄女士教授，李汉俊教授法语课，李达教日语课，陈望道教马列主义课，青年团员袁振英教英语课，俄国青年记者斯托比尼义务教授世界语课。学什么课，由学生们自选。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和组织下，一些学生积极投身到实际的斗争中去。他们到工厂去做调查，参加工人罢工，散发传单；到工人夜校去教书，宣传革命的道理，等等。
父亲回忆说，除学俄文外，他们还做一些其他工作，如帮助编辑《劳动界》，参加第一次在上海成立的机器工人工会的工作。
大部分学生不住校，半天上课，半天在家或租房中自修，有少数学生借宿学校二楼的厢房，人多床少，有的干脆睡地铺。父亲与同学何今亮、刘少奇、许之桢、任弼时等都在这里住过。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在临时团中央成立前代行中央职权。上海团组织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寄去团的章程，在全国和旅欧中国留学生中建立了团组织。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下设秘书、教育、组织、调查、编辑、宣传、联络、图书等8个处，工作由团员担任，其办公地点设在外国语学社。上海团组织为培养和教育团员，每星期都组织政治报告会，俞秀松、陈独秀等人亲自为团员作报告。俞秀松和杨明斋就住在二楼两侧的亭子间里。1920年7月，维经斯基还在杨明斋的卧室设立俄华通讯社办公室，屋内摆放着油印机。有的学生参加了该社的收发及文字工作。该社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1000多篇介绍俄国的新闻稿件。
外国语学社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停办了。外国语学社在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培养了不少学生，现在能知道名字的就有58位，其中的一部分人成长为中国第一代革命家。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几次重返渔阳里六号。1961年夏日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父亲偕家人同来。窄小的弄堂里人来人往，父亲与居民们擦肩而过，走进这幢老房子。这是有关方面特地请他前来回忆当年的情景：大门外是否挂上过校牌、房间如何布局，等等。父亲为了配合有关方面做好这项工作，不顾天气炎热，从楼下看到楼上。旧式木楼梯又窄又陡，踏上去吱吱作响。父亲在各间房里仔细察看，认真回忆40年前的往事。他边看边想边介绍，直到有关方面满意为止。
父亲曾陪国家主席刘少奇故地重游。他们两人坐在当年坐过的课桌旁，愉快地回忆那艰辛又难忘的青年时代。
父亲见到了列宁
1921年初，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专门组成教育委员会，从学社中先后选送30多名团员青年赴俄国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留学。
1921年4月2日，父亲曾写信告诉爷爷，他要出国。父亲在这封寄自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家书中说：“儿的性子非常爽直，这是儿的好处，却也是儿的差处。但是儿始终总是情愿做一个爽直的男儿，不愿学那滑头滑脑的样子。”他说，“出国问题，儿终究总要做到。因为这种事情，与儿一生有绝大关系。”
这封信的信封上盖有“外国语学社”五字的竖长条深蓝色的印章，于2000年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复制收藏。
1921年4月3日，父亲身穿一套深色西装，与同学罗亦农、周伯棣合影。父亲立在罗亦农身后，他高大挺拔，年轻英俊，表情严肃而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