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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后
作者：柯六六
1919年底，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父亲柯庆施（1902-1965），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加入响应五四运动的“徽州救国十人团”而被停学。父亲的同学章衣萍先被开除出校，后赴南京中学学习。父亲也想去南京读书，但我爷爷不允，他想让父亲尽快结婚。1920年初，父亲离开歙县竹溪村的家，赴安徽芜湖运漕，与当地盐务局职员许佑卿次女许氏（1903-1939）成亲。
1920年1月30日，父亲写信告诉他的父母：“外面一切较徽为繁华。”“男在此颇为闲静，吾之良友唯书数卷，留声机一具耳。”他的岳父有意让他从商，但父亲更想继续求学。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每于夜半人静之时，回念前程，以他处地远人生，且水土难服，不如在中等学校毕业后改就公司事业为佳。然，男志固不在此也，盖既投身学界，当在学界中讨生活。当今学术竞争之时，正学子有发挥之期望。不能有益于时”，“此则愧为七尺之躯。”2月20日，不安于悠闲生活的父亲写家信表明求学的志向：“男儿志在四方为古人之良训，学问为立身之要道。又是理势之必然，将来文明日进，物价必增，故后日之生活程度亦必日益增高。设身无真学问，则何以处世？况世乱正为英雄锻练（炼）之良机，故纵览廿四史，未见有一英雄非经少磨折而竟成其功者。时势造英雄岂谬言哉。至若生死二字，则更可置之勿理。盖生而无益于社会，则不如死之为愈也；生而庸庸碌碌，则亦不如死之为愈也！凡人宜寡才能为贫，乏气骨为贱，无建白于社会为死。方今之世，正为青年有为之际，岂可自暴自弃，甘为下流乎？前程之事思之重思之，则不觉脑际昏迷，而心已碎若万片矣。”
由于家中拿不出多少钱供父亲外出读书，他便自己想办法。1920年2月20日，父亲在家信中说：“南京有一试馆为歙县学界之公产，男现托同乡陶知行（陶行知原名）先生向该馆移借学费，待男毕业后再还。”“古语之有志者事竟成此语想当不我欺也。”
父亲拜托陶行知先生联系借款求学之事终未成。爱惜学子的陶先生亲自与爷爷通信，商量为父亲筹款。从现存的三封爷爷与陶行知通信的底稿中，处处可见爷爷对长子学业的支持和对陶先生的感激之情。帮助父亲继续求学的还有两位先生，一位是陶行知的同学姚文采先生，他是歙县深渡人，在南京的安徽中学任教；还有一位是南京教育界名人朱家治先生，也是歙县人，与陶、姚二位是友人。
1920年2月22日，父亲在陶行知、姚文采、朱家治等人的关心和帮助下，离开安徽运漕抵达南京读书。适逢南京反帝救国的学潮风起，5月，父亲就读的位于七里湾的南京中学停课，解散闹学潮的学生。陶行知先生便介绍他去南京高师上补习班，继续学业。为了让家人放心，父亲在信中说自己在南京一直安心地学习，不参与学生运动，但实际上他当时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初，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之后，对全国各地的先进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后，南京迅速形成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包括其他各种思潮的运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以及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在南京知识界中传播。1920年春末夏初，在南京高师任职的杨贤江等团结南京一批有志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成立了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包括父亲在内的一批青年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广泛进行社会调查。
父亲以“怪君”的笔名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刊物《劳动界》第12期上，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父亲通过到南京的人力车夫中深入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大量第一手资料揭示了人力车夫的悲惨境地。他们工作时间长，日日辛苦劳作，但由于资本家的盘剥，生活极端穷苦，更无钱进学堂接受教育。他通过对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揭露，号召人民奋起推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怪君”这个笔名，是父亲在安徽省立二师读书时为自己起的，到南京读书后开始使用。对于这个笔名的寓意，用父亲的话说：“古者恒以喜事而名于他物，以示不忘之意。余则因时势之多奇而生无穷之悲惧，然己又乏除怪之能，故以怪哉为吾名，以示不忘，而思以扫除之也。”
在南京求学期间，父亲常为无钱所困，曾通过在北京的同乡章铁民联系去北京工读互助团学习，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来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北京工读互助团于1919年3月24日成立。该团由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为的是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以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目的。1920年5月8日，父亲写信告诉爷爷：“男所需之学费问题，每每为个人前程担忧”，“男拟下学期至某处工读互助团”。5月17日，他又写信说：“七八月间男决至北京入工读互助团，（此事万不可外扬）”。然而，北京工读互助团因经费原因难以维继而宣告解散。1920年6月12日，父亲在家信中说出了当时的困窘、无奈和愤怒：“惟北京之行恐成画饼”，“为目前计不得不另设他法以维吾人之生活也。”“今年暑假补习共须四五十元”，“吾不知人生在世为什么要吃要穿，至使终生碌碌只为得一口一身。呜呼哀哉！金钱万恶！吾誓不与共戴天！务使下代国民更不至再受其残害也。”
29年之后的1949年9月6日，刚刚解放4个月的南京，虽然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但时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父亲，仍然向全市人民庄严宣布：“对工人的子弟确定减轻学费或免费的制度，设置人民清寒助学金，使过去没有机会学习的，今后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帮助工人、店员的业余学习，已筹办了6所补习学校。”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团员
1920年8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共产党组织，陈独秀为书记。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俞秀松任书记。为发展革命力量，陈独秀亲自到南京、安庆、芜湖等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物色进步青年。在这期间，当时18岁的父亲进入了陈独秀的视线，并开始与陈独秀进行书信往来。
1920年11月1日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刊登了父亲首次用柯庆施的名字致陈独秀先生的信，以及陈独秀的回信。父亲在信中写道：
独秀先生：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此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还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
但是既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同心协力，想一个法子，把这些万恶制度，同时废弃，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同真正的幸福。不过中国的青年，受毒太深了！把那创造活动诸本能，虽不能说他已经消灭得干净，可是已经被他消灭去一大半。所以我们不说改造则可，一说改造，则必先设法把青年们创造活动的本能培养起来。但是究竟如何培养，还要请先生指教。
先生在谈政治里，说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及由劳动者执政权的一段文章，实在说的透切。国家、政府、法律，自身本没有什么能力，何用废除！至于资本家推倒以后，确非劳动家执政不可。不然，资本家必然要重新发威。但是我想劳动家执政若干年，资本家都要变为劳动化了，而且他们的野心，都已平服了，那时只要经济组织完善，则国家、政府、法律，自然变成无用。所以我的意思，以为国家、政府、法律，我们现在不必想法废除他；我们现在只要设法改造经济组织，征服资本家。待这些事情都办好了，天下没有一个“吃饭不做事”的人了，那么国家、政府、法律等等，我们不去废他，他自会变成无用的。